无论什么时候，医院门诊大楼，一楼东侧的候诊区、第三个诊室门外，总会被怀抱新生婴儿的家长和患病的儿童挤得满满当当。“到这个诊室来的病人咋这么多，挂完号到现在都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有十三个号才能轮到我们！”11月8日，一位怀抱两个月婴儿的年轻母亲焦急的说道。“找王大夫来看病的人就是多，我们在旗里住，可以早点来挂号，你看那位从白音昌乡来的大哥，估计点排到下午了。”一旁的丈夫安慰到。诊室外是患儿与家属的焦急等候,而诊室里,一位身穿白大褂、眼带花镜的老大夫不停地叫号、问诊、记录、开方子……忙得顾不得喝上一口水。
这位老大夫，就是退休5年，依然坚持坐诊奉献余热，传递社医院儿科主任王作昌。
“被患者需要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王作昌说。30年来，他把儿科门诊视为锤炼过硬本领的阵地，始终刻苦钻研医术，掌握了较全面、系统、扎实的儿科理论基础知识，长期的临床实践让他对儿科疑难、危重症的治疗和抢救有了独到的治疗方法。如今，在奈曼旗流传着这样一个句话：“孩子病了，找王作昌去。”这句话既是对他工作的肯定也是鞭策，激励着他不断的努力工作与学习。年王作昌被通辽市总工会授予通辽市五一劳动奖章；年被自治区卫生厅、自治区科教卫工会授予自治区医德先进个人；年被通辽市委、政府授予通辽市劳动模范称号。
两度推荐与医生结下不解之缘
年，21岁的王作昌初中毕业后，随母亲在老家铁匠沟村务农。他在家里排行老大，身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在外地上班。毕业后，懂事的他主动承担起家务。每天和长辈们起早贪黑干农活，扶犁杖、散粪、拔苗、打场等各种农事样样精通。60年代，在农村初中学历的人很少，谁家有读读写写的事都来找他，他总是乐呵呵地帮忙从不嫌麻烦。他以勤劳朴实、聪明能干的品质受到长辈们的夸奖。
一个推荐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年3月份，青龙山卫生院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学期6个月，主要学习常见病的治疗与预防。要求每个村推荐一名25岁以下、具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参加学习。那时的铁匠沟村以及附近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一个会看病的医生，百姓吃药打医院（现在的乡）去。老百姓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村内能有个会看病的大夫。一得到通知，村书记就极力推荐王作昌去学习。六个月培训结束后，村书记就说服其他村两位老中医出资，由村里提供场所，建起了“保健室”。王作昌作为最年轻的医生，包揽了保健室里所有跑腿的活儿，例如结账、进药、外出打针、输液等。看到村内很多病患经过医治得到治疗，村民再也不用为了头疼脑热的小病去跑腿，他感觉到即自豪又充实。
一年后，又一个推荐机会让他真正步入了医疗界。年4月份，“社来社去”政策要求，从全旗“赤脚医生”当中推荐出5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从事“赤脚医生”一年以上的医生去长春医科大学学习，学期三年。得知消息的村书记没有和他商量就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而他却不愿意去，由于父亲在外地上班，家里有年幼的妹妹，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留在家里可以替母亲承担家务，而且在“保健室”的收入可以贴补家用，自己再去读书，家里的负担就会加重。在亲戚朋友和父亲的劝说下，他才骑着毛驴赶去公社填表、接受审核。一个月后，电话通知他被录取。就这样，他顺利地成为了吉林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正式涉足医疗界，接受专业的医学教育，这一干就是30多年。
学成归来立志作一个好医生
年，三年学期满，王作昌和医院工作。当时，全院共有45名大夫，病床15张。王作昌被安排在住院病房做值班大夫，当时包括他在内病房仅有3名大夫。“自己独立值班，心里发慌又害怕，常常举手无措。在学校时，有老师在旁边指点，心里有依靠，自己值班时感觉就像没妈的孩子似的，心里没着没落的，只能靠自己。”王作昌回忆着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仍然记忆犹新。从那时起，他就在心里暗暗立下一个规矩：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做一名仁心仁术的好大夫，为患者撑起生命的风帆。
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刚参加工作，年轻医生很多病人信不着，患者普遍认为医生越老医术越高，这在业内无法扭转的一个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不论患者持怎样的态度，他都一视同仁，全力为每一位患者服务。一次，一位家属到院里指名找当时有名望的汪大夫去家里看病，汪大夫当时有急诊，就让新参加工作的王作昌去，家属看派来个年轻的大夫，非常不满意，不信任的表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王作昌丝毫没有放到心上，细心地为患者检查、耐心地询问疼痛症状，并熟练地开方下药，走时还不忘叮嘱家属注意事项等。一周后，患者完全康复，家属非常感激，并对当时的态度表示懊悔。王作昌却淡淡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个从医者应尽的责任。”
“一个医生要有具有‘三心’：耐心、细心、虚心。”这是在采访过程中，王作昌提及最多的一句话。一次，因检查不仔细，造成误诊的事情，至今让他记忆深刻。
一年秋季的傍晚，巴嘎波日和嘎查的一位女患者来到病房，肚子疼痛难忍，并且不时呕吐，脸色苍白，手脚冰凉，王作昌简单检查后就判断是急性阑尾炎穿孔，急忙联系外科做手术。到外科后，外科大夫却被诊断为紫癜，通过做腰穿最后确诊为过敏性紫癜病。当看到从病人身体里抽出的积液时，他的心里受到极大地震动。紫癜和阑尾炎症状相似，都是腹部疼，不同的是紫癜腿上有斑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他总会非常惭愧地说：“当时大意了，只要挽起裤腿就能发现斑点。就差那么一个动作，诊断错了，还好没有酿成大错。”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毫不忌讳地时常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事例讲给同事听，让大家引以为戒。同时，这件事也成为了日后激励他严谨从医的警钟。
成立儿科门诊独当一面
年，院里成立了单独的儿科门诊，王作昌被任为儿科主任，他和从其他科室调剂过来的4名大夫成为了奈曼旗儿科门诊的“开山鼻祖”。5个大夫当中，只有他在年在吉林医大一院儿科进修过，其他4位全是行内的“门外汉”。
从一个普通的医生成为一个领导者，王作昌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保一方儿童的健康，必须发挥全科室的积极作用。在医疗界，历来有重外科、内科和妇科，轻视儿科的现象，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看法。
病例就是科室的“立科”之本。王作昌首先从书写病例入手。“改科室对于大夫来说最难得不是如何开方下药，而是书写病历，儿科病例复杂、细致，不同于其他科室的病例。”王作昌常常告戒同事们，“在接诊书写病历时，要耐心地与家长沟通，详细了解儿童的病史，要仔细地问，反复强调、核实，呈现孩子最真实的情况。”科室的每一个病例他都亲自审查，涉及含糊不清的词句、错别字等他都挑出来，写在纸条上，标注清楚第几行，第几个字错误，正确的字应如何写。久而久之，严谨、细致就成为了儿科的“科风”。
在全科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儿科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与差错，社会效益也一年比一年好，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在院内举办的病历评比中，儿科次次位居榜首。
作为领导者王作昌是严历的，作为一名医者更是无私的。
在“以药养医”制度下，许多医生受利益驱动，开大药方，开贵药，而王作昌却始终坚持一块钱能治好的病，他绝不开一块二的药。药费不超过2块钱挂号费的情况是常事。“医院少收入，宁可自己少拿奖金，也绝不能坑害老百姓。”王作昌常说。
年夏，一对夫妇领着一个小女孩来看病，孩子发烧、咳嗽20多天，在村医那输了20多天点滴不见好转。慕名来找王大夫，他详细检查后，就给开了口服药。孩子的家长看见口服药，就强烈要求他给输液，并说孩子每次得病只有输液才能好。王大夫解释孩子的病还没有达到要输液的程度，口服药物照样可以痊愈。孩子的父亲当时就指着王大夫破口大骂：“没见过你这种大夫，咋这么‘各色’呢？”这种事情对于王大夫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每当遇到这样的家属，王大夫总是默默忍受。
“心里总始终装着患者。”共事30多年的老同事们周惠民一针见血地评价到。
近年来，双休日和节假日对他来说是“奢侈品”。他的时间表里永远排满了患者。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他基本没有执行，平均日工作在10小时以上。家里的电话和手机都成了服务热线，有寻医问药的，有的甚至连孩子夜间哭也要打电话问一下“王大夫咋办？”既使在腰椎间盘突出坐卧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休息过一天。患者到家中拜访更是常有的事。
“我儿子四周多，每次得病都找王大夫看，从来没有换过人。医院排不上号，我们就趁他中午休息的时候来家里。我们都成了他家的常客了。”在王大夫家采访时，一位到前来看病的孩子家长说道。“咳嗽几天了？”“发烧吗？”“吃过什么药？”王大夫边询问边在茶几上拿起听诊器，为孩子检查，从容地从沙发边的橱柜里拿出处方纸快速的写下几味药，并叮嘱家长给孩子多喝水，按时服药。
在王大夫家的客厅里，比普通人家多了几件摆设，听诊器、处方纸、血压计。王大夫的老伴说，总会有病人来家里看病，这些是我们家的必需品。
30年来，经他治愈的病患儿童已经超过了50万人次。近年来，年门诊量在万人次左右，平均日门诊量在70人次以上，最多的一天曾经诊治过位患者。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挤时间将自己30年来的临床实践记录下来，编写了《小二急性出血性心力衰竭的诊治》、《急性喉梗阻的诊断与治疗》等几十篇有关儿科急诊、急救方面的文章，在旗内卫生系统继续教育中作为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参考书，提高了儿童急重症的诊疗水平，为儿童的健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老骥伏枥夕阳短，不用加鞭自奋蹄。”王作昌说他已经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鞭策和提醒自己，继续在儿童治疗领域上驰骋，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王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