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泰（太）昌元年（）楷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山东兖州金口坝是古代瑕丘城（今兖州市）东出的交通要道。年，鲁南大旱，泗河干涸，金口坝基石露出水面，暴露出大批碑刻文物残石。本期“山东兖州金口坝残石”特辑选取了金口坝残石中部分精美拓片及原石照片，按大致书体对其进行了梳理，并且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了金口坝残石的背景、成因及艺术特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专题中图版及说明由王大中先生提供，特此感谢。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研究（节选）
王大中
兖州金口坝
北魏作为佛教迅猛发展时期，不单重义学还重实践，开窟造像，修寺建塔是礼佛崇教、修德求功的重要实践内容。中国古代著名的石窟艺术，大都起源于此，而寺院中的各种造像佛塔在灭法中难以保存，故今天存留下来的皆以石窟为主。魏太武帝的灭法持续了七年，虽然文成帝继位后即复兴佛教，但灭法时代留在僧侣及信众心中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徒们不遗余力的翻译佛经，开窟造像，无不说明他们对法难心有余悸，想尽一切办法来保存他们的信仰。在北朝期间，共出现著名的译经师18人，翻译佛经部，卷。其中最著名的译经师菩提流支，在北魏、东魏间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就译出佛经三十余部，一百余卷。中国三大著名的佛教石窟中的二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皆始于这一时期。而将佛经大规模刻在石头上，则是略晚于造像的事了。现有资料显示，刻经最早开始于十六国北凉时期，刻在敦煌一带的一座小石塔上。在北魏、东西魏时期，也仅在河套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一些零星小件刻经。而刻经真正的形成规模，成为佛教活动的主体内容，则是到了北齐时期。故学术界至今仍称：“北魏造像，北齐刻经。”
楷书比丘惠胜等造像记残石拓片
从北齐天保年间开始，刻经活动遍布北齐全境，规模最大的刻经群集中在京城邺都近畿和山东的泰山、峄山地区。邺都近畿的刻经主要分布在北响堂石窟、南响堂石窟和中皇山上。内容主要有《无量心经》《佛说摩诘经》《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佛说孛经抄》《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佛说佛名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般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大集经》《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涅槃经》《十地经论》《深密解脱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盂兰盆经》《佛说教戒经》等。且在北响堂《唐邕刻经记》中称：“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一托贞坚，永垂昭晰。”而在泰、峄山区邹城铁山《石颂》中亦有相似的愿文：“所以图其盛法，金石长存……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可见大规模的刻经除了弘法外，保存经典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法难的阴影挥之不去。泰、峄山区的刻经有济南黄石崖《大般若涅槃经偈》，东平海檀寺《观世音经》，司里山《清行无常偈》《摩诃般若经》，银山《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洪顶山《摩诃衍经》《仁王经》《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大集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新泰徂徕山光华寺《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经》，曲阜胜果寺《金刚经》，泗水天明寺《维摩诘经》，汶上水牛山《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滕州罗汉山《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巨野石佛寺《华严经》，兖州金口坝《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思益梵天所问经》，邹城峄山《文殊般若波罗蜜经》，阳山《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尖山《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思益梵天所问经》《诸行无常偈》，铁山《大集经》，葛山《维摩诘经》，冈山《观无量寿佛经》《入楞伽经》等。而这些刻经都是围绕着北朝时的瑕丘城（今兖州）为中心展开的。
兖州金口坝楷书残石拓片、原石
金口坝又名金口堰，在元代以前被称为泗津桥，是一座既可以拦水分流，又可以供人通行的具有坝堰和桥梁功能的水利建筑。金口坝的历史十分古老，在其下游出土的众多石碑和雕刻等文物中，最早的可以追溯至汉代。现兖州博物馆收藏的金口坝出土的一尊石跪人，造型朴拙，是典型的东汉初的造像风格。另外，在同一地区还出土了两尊北魏的跪石人，从其背部铭文可知，此正是跪于金口坝两侧的四尊石人中的两尊。而据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古迹志·金石》记载，另有一具石人存放于兖州府衙的小金石馆内，“石人题字，在泗河坝南，咸丰初出河中。背有题字，并两脚间可识者一百二十字”。随着清朝灭亡，小金石馆被毁，石人及其他一些刻石倒入一大坑中。年后该地建作军营，石人等被填坑筑屋，深藏地下矣。20世纪40年代，画家傅星伯曾拓石人背部铭文，并赠徐叶翎先生一纸，其铭文始得以流传。康有为在其著名书学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中，曾对此石人有过很高的评价，称其书法“笔势翩翩，真是宋人法度”，并命名为《元匡造泗津桥堰石人题记》，后人又称之为《兖州金口坝水底石人》。
金口坝外景
金口坝外景
黑风口
雩泗安流碑
金口坝镇水石兽
金口坝钉
新出土的两尊石人连底座高75厘米，成跪坐姿，头部虽已佚失，但造型之古朴，一看即知为千年前古物。两石人背部皆有铭文，其中一尊已大部分残损。另一尊亦残损严重。石人背铭分作上下两部分，背部字略小，残存十三行，行约二十字。臀部字略大，共七行，行三字，字迹较清晰。臀部铭文为：“此石人令守桥堰，人蛟不得毁坏，有辄毁坏，殃及万世。”将此二石人背铭与傅星伯所拓原小金石馆石人背铭比较，内容基本一致，从中可知石人共四尊，是兖州刺史元匡在疏浚洙水（泗水）修筑桥堰时题年纪事之物，兼有驱蛟避水，保护桥堰过往行人之功用。据其铭文可知，金口坝始修筑于大魏延昌三年（），而据《魏书·世宗本纪》记载，延昌元年、延昌二年州郡多有大水，泛滥成灾的河流很多，而环绕兖州城的泗河亦在其中，故石人背铭中亦有“洙川不浚……湫居，邑甸热温”等语。故身为兖州刺史的元匡乃命人“深长渠于洙水之南，起石门于泗津之下。时载三朔，而绩立千秋”。石人背铭中的洙水即指泗水，在隋唐之前，洙、泗是可以互通并指的。而通过背铭中的“愿兴郑白之铭”“思史起之碑”等语亦表达元匡在筑堰这件事上，是将自己的功绩与秦关中郑国之修白渠的军事意义，战国魏国邺令史起引漳灌溉农田的经济意义相提并论的。在《梁书·羊侃传》中也曾提到过金口坝和守桥石人，“侃少而雄勇，膂力绝人……泗桥有数石人，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清人宣鼎在光绪年间曾做过滋阳知县的幕僚，在其笔记小说《夜雨秋灯续录》中有一篇《鞭石祈雨》，也谈到兖州金口坝上有无头石人，当是在兖州时见过咸丰年间出土的那一尊石人引申而作。
北魏兖州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拓片、原石
据清光绪十二年（）版《滋阳县志·建置》记载：“东魏天平二年（），高欢将娄昭攻兖，堰泗水灌瑕邱，即此也。”据此可知，娄昭是利用金口坝堰水的功能，堵住泗水南流，使其转而西下淹没了瑕邱城。而河水西下的位置，应是在金口坝上游约百米处的黑风口。
黑风口古称金口闸，是一石砌的洞形水闸，据《滋阳县志·艺文志》所载《重修金口坝兼浚府河记》称：“金口闸俗称黑风口者是也。坝以堰沂、泗二水导入闸口……绕城南西流七十里与汶、洸水合，而出天井闸曰府河，元人遗迹，然非始于元也，后魏及隋实经始焉。”明确提出黑风口在北魏及隋筑堰时即已存在的引水设施。而金口坝所处的位置又正处在北魏时期西京通往琅琊的官道之上。所以说在修建之初，金口坝即是一个治河修堰、开凿渠道的综合工程，在政治、军事、交通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北齐天保八年（）隶楷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由于金口坝石人的出土，将史料记载的金口坝修筑时间上推了近八十年，也把史料记载的金口坝最早的修筑者定位为北魏的兖州刺史元匡，而不是隋朝的兖州刺史薛胄。而且在北魏人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有“（洙水）又南迳瑕邱城东南入石门，古人结石为门，跨与水上”的记载。郦道元与元匡为同时代人，在自己著作中称“古人结石为门”而不记作元匡“起石门与泗津之下”，可见，在元匡修筑金口坝之前，此处应该已有“石门”存在了。到了大隋开皇年间（—），薛胄任兖州刺史，泗水再度泛滥，坝堰冲毁，薛胄乃组织人们重新积石为堰，据《隋书·薛胄传》载：“兖州城东，沂、泗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五代后周广顺二年（），慕容彦超占据兖州反叛，由金口坝黑风口引泗河水入护城河，以作兵防。
元朝定都大都后，需通过大运河运送的物质大增，但因山东段河床较高，故时时断流。元至元二十年（），元世祖忽必烈为解决漕运不通的问题，决定打通运河山东段。当时采用了引泗、汶、洸、府四河之水济远的办法，首先在南旺戴村建坝，分汶河水入洸河；将金口坝加固为滚水石坝，扩建丰兖渠，引泗入运。元延祐四年（），元仁宗又命都水监阔阔重修金口闸，据明万历二十四年（）版《兖州府志·河渠志》记载：“元至元二十年开会通河，乃修薛公旧渠，为滚水石坝以引泗入运，而金口闸坝所由始矣。”而清光绪十四年（）版《滋阳县志·建置志·闸坝》则记录得更为详尽，“复夏水潦，则开闸泄水南流，冬春水微，则闭闸遏水，令西入府城，迤逦至济宁入会通河济运。”至此，金口坝又多了一项济运的功能。元延祐四年，重修金口坝后，在坝北侧立刘德智撰《重修金口坝记》石碑，碑文中有：“至元中，穿会通河引泗、汶会漳，以达于幽，由是天下利于传输。泗之源会雩于兖之东门，其东多大水，水潦暴至，漫为民患，职水者访其利病，堤土防其溢，束石以泄其流。其一洞，岁久石催，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闸启闭。中书省以闻天子，可其议。命下之。”“铁锭、铁钩、铁环不敷，取诸官钱以买。”这是第一次在史料中知道金口坝原只有一洞，经此次重修改为二洞，金口闸的名字也是首次见于记载。命名为金口坝应该是与在此次重修中，首次使用了燕尾形的铁扣加固坝体，因金口为金扣之谐音，故名金口坝。但在清光绪十四年版《滋阳县志》中的记载与碑文略有不同，称元延祐四年，都水监阔阔始疏三洞泄水，谓之金口坝。《重修金口坝》为元延祐四年重修金口坝时所立记事碑，所记应更为可信。
兖州金口坝篆书残石拓片
明初，元代所修滚水坝再次被洪水冲毁，乃改为临时土坝，每年都要进行维修。据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河渠志》记载：“国初，堰坝以土，旋筑旋废。成化七年（）侍郎乔毅命主事张盛以石为坝，锢之以铁，夏秋水潦，则开闸泄水使南流……冬春水微则闭闸遏水西入府城以出济宁。”明成化七年的这次维修，都水主事张盛“结一草庐于堰侧，晨夕坐卧其中，始终不懈。财不取于民，唯以堰夫岁办桩草折纳米粟懋易，一切物料，躬率夫匠，采石于山，伐木于林，煅灰于野，凡百所需，悉区划有方”。这次重修金口坝，始于成化七年九月，完工于次年六月，共用时九个月。重修后的金口坝东西长五十丈，下阔三丈六尺，上阔二丈八尺，自地平石计五层，高七尺，湫口三处，视水之消长时期启闭。横巨石为桥，以便往来。堰北复作分水二，燕翅二，以杀水势；堰南作跌水石，直五丈，横四十丈，以固堰基。这次维修，共用巨石三万余片，桩木八万余根，石灰百万余斤；黄糯米、铁锭、镮木、石炭等料不下千万；用工匠三千五百有奇，工钱数万缗，食米千石。成化九年（），朝廷命文渊阁大学士兼修国史刘珝撰《兖府金口堰记》，立于金口坝西北侧的龙王庙（今青莲阁）内。
隶楷书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残石拓片、原石
经过明成化七年的维修，金口坝屹立于泗河之上近九十年，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明嘉靖三十七年（），又对金口坝进行了一次大修。据清光绪十四年（）版《滋阳县志·艺文志》载有主持此次大修的左都御史、总理河务王廷撰《重修金口坝兼浚府河碑记》记载：“（金口坝）不复修治垂九十年矣，山水疾激，坝石倾圮，而水行故道，积岁淤垫……加高一尺七寸，及即山采石，就林伐木，易铁于市，煅灰于野，调夫役于泉坝，征匠作于有同。”大修后的金口坝及府河，“河之深广堤之高厚，不啻加倍。”“岁水不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数倍于昔，商贾懋迁，舟楫利焉。”这通碑文中首次见到“金口坝”“黑风口”的称谓，且沿用至今。该碑文还首次提到金口坝给兖州商业及航运交通带来的繁荣。
继嘉靖三十七年（）大修后，清乾隆三年（）、三十六年（）都曾对其进行过重修，坝身加长增高，泄水孔扩为五洞。道光三年（），滋阳知县冯云鹓在对金口坝维修后题写石匾“雩泗安流”，镶嵌于坝西南燕翅上。由于历代皆对金口坝进行过大规模的重修，坝身形制历代皆有不同，黑风口的形制也不时变化。在金口坝东西两侧的分水、燕翅处各有石雕镇水神兽一只，精工细雕，雌北雄南，雌兽身边还卧有一只幼兽。元、明、清各代重修金口坝时所使用的铸铁燕尾扣形制也不尽相同，时有变化，有的刻有阴文“金口坝”三字，有的则素面无字。
年、年兖州人民政府分别对金口坝、黑风口进行了整修。年，因金口坝河床下陷，桥石塌落，兖州市政府对金口坝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并在坝西立碑记事。年，兖州市政府启动府河景观带工程，对金口坝再次进行了整修。年金口坝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拨款对其进行维护，增高了北侧挡水堰，并增设部分燕尾铁扣于坝体。
楷书题名残石拓片、原石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
年春夏之交，鲁南大旱，泗河干涸，金口坝基石暴露，其下游至邹兖公路桥一带，出现了大批碑刻残石。这批新发现的碑刻残石，其中一小部分被兖州博物馆收存，但还有相当数量的流落到了民间收藏家手中。金口坝附近出土的这批残石，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所刻内容都与佛教有关。有造像、造像碑、造像幢、刻经碑、发愿文、功德主题名、题记，以及建寺、庵、塔的题记。在时间上始于北魏，止于唐朝中期，所以一般认为这些残石的出现应该是唐武灭佛时的产物。其他也有极少几块宋代的刻石，可能是后来杂混进来的。关于这批佛教残石的数量，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一般都认为有二百块左右，但笔者过目的实物就有一百六十余种，拓片更是不下三百余种，据当年参与挖掘这批残石的人士称，总数量应该在五六百种以上，只是造像精彩及文字多且全的碑刻，在当时即被外地人买走。
金口坝佛教残石损毁严重，明显为人力破坏，故形状有方形、三角形、多边不规则形等。残面最大不超过二平方米。所存文字多者上百，如《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实存字；少者仅存一二字。从这些残石的形状、尺寸、规模及出土时的状态来看，可以肯定是一次性人为毁坏的。在这些残石中，部分带有年号，如“大魏泰昌元年”“大齐天保八年”“大唐开元十一年”“大魏正光四年”“武宗三年”“大魏寿昌三年”“大齐武平元年”“唐神龙二年”等。其他虽不见纪年，但据其书法风格，判定它们的年代也并不困难。
在这些金口坝出土的佛教残石中，刻经部分尤其引人注目。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拓片中，共有刻经五十种，其中尤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大宗，有十八种之多。其他有《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七种，《摩诃般若大明咒经》一种，《佛在金棺上嘱累造经像经》二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十二种，《佛说罪福报应经》及《高王报应经》一种，《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一种，《佛说阿弥陀经》二种，《大方广佛华罗经》一种，《佛说父母恩重经》一种，《妙法莲华经》一种，经名不详者三种。据有关人士称，除以上数种外，尚有其他刻经残石传至外地，为私人收藏，如平阴县就有一块《思益梵天所问经》，即为金口坝所出之物。
行书造像记残石拓片、原石
除刻经残石外，造像题记是金口坝所出残石中较具规模和特色的部分，如保存最完好的《河清三年造像题记》，即为其中的代表。金口坝佛教造像记刻石现收集到共六十余种，记录了当时寺院建造和造像立佛时的盛况，同时也对当时的僧宫制度等有所反映。
造像题名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为最大宗，在题名前多冠以发心主、义主、清信士、邑主、施主等称谓，有的残石上还保存了施书人及刻工的一些信息，这对研究当时兖州地区佛教的兴盛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除以上所述诸种外，还有一些因残存文字太少，暂时无法确定用途的残石。
金口坝佛教残石的年代始于北魏，经东魏、北齐、北周、隋，直至唐代中期，唐后期的作品几乎一件没有，其后仅见个别宋代的残石。这批残石存在的时间共三百多年，正是佛教兴盛发展的三百年。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寺院中的重要佛事活动戛然而止呢，据赖非先生考证，这么大规模的经像被毁的原因，应该来自于佛教的浩劫——灭法；从时间上看，是唐武宗的灭佛造就了这么大批量的佛教残石。而之所以出现在金口坝，则是因拥有它们的寺庙就在金口坝附近，大约是唐后期的一次对金口坝维修时，这些残石被运来充当了建筑材料。而其中个别的宋代作品，则是唐后佛教复兴，金口坝附近的寺院也重新振兴，个别残石由于种种原因落入水中的结果。
唐开元十九年九月（）楷书韩知礼撰造像记残石拓片
至于这些佛教残石的来源，赖非先生经过多方考证，提出了金口坝残石来自金口坝附近以瑕丘尼寺为主的多个寺院中。
对于赖非先生的考证，兖州地方文史研究者樊英民先生指出：“兖州城西之山为嵫阳山而非晋阳山。笔者所见《寰宇访碑录》嵫阳部分似无此条，现手头无书，无法复查。但查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寺观寺》，济宁州有：‘慈云寺，在州西晋阳山上。’先生殆将济宁州误为兖州欤？”而兖州城西的嵫阳山上，确实亦有北朝摩崖石刻。清光绪十四年（）《嵫阳县志》卷六《古迹·金石》载：“嵫阳摩崖二种，在嵫山中峰石上。隶二行，字大五、六寸不等。其上列云，佛主耿绍宗妻高，佛主僧苌、僧凤、佛主道怀。此外尚有数行，惜被凿石者划去，无年月可考。旁刻莲花、鹿、象，隶法肥满，鉴别家拟为唐以前书。一在东峰上，刻‘天水山人书’五字。”冯云鹏、冯云鹓所编《金石索》中亦收录此二种摩崖刻字，并且缩摹了拓片。冯氏题识为：“此题名二行，横列嵫阳山南岭之顶面，俗名张果老坑。字大五六寸，此外尚有佛主姓名，但被凿石者伤残，无年月可考。周刻莲花，其隶似邹县之冈山、尖山摩崖。纪秋水明府云：僧取单名者在唐以前，此北朝时刻石也。”在“天水山人书”下题识为：“此题在嵫阳山之凤凰顶。此外尚有幽山字、顶字、钜字，但极模糊难辨。”而就赖非先生称金口坝佛教残石“这一切与唐武宗灭佛有直接关系”，曲阜师范大学徐可然则认为：“在历次灭佛中，对刻经碑、造像碑的损毁是无法避免的。或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北魏时期兖州地区被毁的经像未能保全到现在，但是赖非先生的金口坝残碑集中毁于唐武宗灭佛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笔者认为其中一部分也是被人为损毁沉入泗河之中，经历河流冲击集中在金口坝区域被发现。”也就是说徐可然认为，金口坝佛教残石是“三武灭佛”共同造成的后果，沉入河中的时间亦有所不同，只是被发现出土时在同一时间。
行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通过兖州金口坝出土的佛教残石研究，赖非先生认为，兖州寺院的刻经、造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此时期刻经较常见，造像数量相差不多。经文字体有三种：一为隶楷书，数量最多；二为隶书，数量较少；三为楷书，数量多于隶书。作品皆呈现出笔画活泼，笔锋茂密的特点。其中的隶楷书是一种隶、楷兼备的书体，体势平整宽博，线条圆浑，融入篆隶的笔意，方圆兼施，简捷精到。起收笔率意和含而藏之形成对比，表现出轻松飘逸，意境深邃的格调。金口坝佛教残石中的《河清三年造像记》和《文殊般若经碑》都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体现。这种写经的笔法，与北齐，北周时期泰峄山区的摩崖刻经的笔法一脉相承，在青州地区出土的刻经残石中，亦出现过相同风格的作品。这一时期的隶书，虽然数量最少，但书法却已独具风格。这类作品用笔扎实，虽然略显呆板，却也平整工稳，含蓄蕴藉。这一时期的楷书，却出现了有意思的两极分化现象，其中规整者，方笔奇峻，潇洒爽利，有的题记虽十数字，但字迹娟秀，章法疏朗，气质典雅，下笔雅致工整，与同时期的名碑巨制相比，亦不见逊色。率意者，朴拙恣肆，笔画瘦劲，笔画多有剥落，不假修饰，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造像题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应当是与当时这些碑刻的书写者有关。在这里面，士大夫阶层的书写精美，文字排列齐整，用笔讲究，以表达自己对佛主的虔诚之意。而普遍民众为造像祈福留下的文字，只因书写者及镌刻者的文化水平较低，故所刻书写随意，字体大小不一，排列不齐。这种现象虽然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但也为后人留下了另一种探讨书法美的可能。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出现的第二个时期是唐初至唐中期，这一时期刻经数量减少，所见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造像记其他活动的碑记增多。碑文多为楷书，少量为行书、行草书。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楷书部分与上一时期一样，具有提按分明，结体端庄方整，风格典雅华美，地道的唐楷成熟时期的风韵。也有率意天真，朴拙恣肆，传承前代民间写字风格的作品。而行书作品虽少，却温文尔雅，颇具二王风范。其中唯一能见到的一件草书刻石，结字规整，用笔朴拙，与唐代初期的草书风格亦多有暗合之处。
兖州金口坝行书残石拓片
在北朝，泰峄山区的刻经主要是以法华经系和般若经系为主，在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中出现的几块刻经亦是《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和《思益梵天所问经》。到了隋唐时期，般若经系虽然还有，但又出现了净土经系和一些刻经，如金口坝佛教残石中出现了大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净土经系的《佛说阿弥陀经》、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疑伪经，《佛在金棺上嘱累造经像经》《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罪福报应经》《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等。赖非先生认为：“泰峄山区刻经内容的变化，反映着这里的佛教思想及其信仰在变化。晋魏时期多种经系内容的出现，反映了佛经翻译与流传的初期，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与崇奉上的模糊状态。北齐时期，般若空宗思想在兖州一带再度流行，与邺都的主流佛学思想有些区别。这种情况的出现，或与该地区佛界某个别领袖人物信仰兴趣的影响有关。北周、隋刻经内容丰富、不集中，反映出佛教各家派初创时，突出自我、宣扬自我的一种状态。唐代佛教主流宗派已经确定，涅槃、法华、净土经系刊刻是其证明。疑伪经的出现，既反映了佛教彻底的中土化、世俗化倾向，也暴露出全国各地刻经、造像普遍存在着的草率随意的事实。”由刻经内容的这种变化来看，作为“北朝佛教刻经的中心之一”的兖州，是与全国的佛教兴旺发展同步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起到引领作用的。这些也与兖州在当时出现的佛教各派思想交汇，各派高僧皆有出现是相吻合的。
唐神龙二年十月（）楷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书法研究
兖州作为北朝刻经中心之一，周边的刻经资料自然十分丰富，但与佛教关系不大的刻石也有很多。且不论全国数量最多的曲阜、济宁的汉碑，仅北魏名碑就有曲阜的《张猛龙碑》《王僧男墓志》等。其他如宁阳《张守墓志》，邹城的《刘宝墓志》，兖州的《颍川陈夫人墓志》和《东海严夫人墓志》《郭瑶墓志》，嘉祥的《徐漠墓志》等。曲阜汉魏碑馆中从兖州转藏的《贾使君碑》，也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铭石作品。至于同为佛经碑刻的汶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巨野石佛寺《华严经碑》，曲阜胜果寺《金刚经碑》，泗水天明寺《维摩诘碑》，东平海檀寺《观世音经》更与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兖州金口坝出土的佛教残石，从其残存文字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刻经，二类是造像记，这两类在文字数量和内容保存上最具代表性。三类为题名，四类为用途不详者，这两类保留文字内容虽不多，但总体件数上与一二类大致相仿，尤其在书写风格上，由于不像一二类那样为庄重肃穆之作，故风格活泼生动，体势多样。第五类是与佛教无关的残石，其中有一件北魏时期的守桥堰石人，书法精美，文献价值颇高，值得单独进行介绍。
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由于时间跨度近四百年，而书写者又有士大夫和民间写手之分，故风格多样，有的古拙粗犷，有的精雅流丽，与当时的时代风格基本一致。但从字体上分，可分为隶楷书、隶书、楷书、行草书与数量极少的篆书。
兖州金口坝隶楷书残石拓片
1隶楷书
隶楷书是北朝石刻中特有的一种书体，它隶、楷兼备，体势平整宽博，略有欹斜，笔画平阔丰腴，劲雅疏朗，是从西晋十六国延续下来的一种旧字体。这种字体与兖州周边地区的摩崖刻经的书法风格颇为类似，而河北邯郸响堂山、涉县中皇山、山东汶上水牛山的刻经，与之更为相近。这种隶楷风格的残石，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数量不大，主要集中在刻经中，可见的有十六块。如：《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沙门僧智洪等题名》《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等。
兖州金口坝隶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2隶书
隶书在北朝已走向衰微，书迹遗留不多，虽然在东魏时期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但因精通隶法的士大夫已经不多，故很少能再写出标准的隶书来。而隋唐时期的隶书，虽有程度不同的复兴，但那多是存在于庙堂之上，而处于民间的隶书，则显得既少且单薄了。兖州金口坝佛教残石中，隶书作品数量较少，可见的有六件。如：《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北齐天保八年造像记》《造像记残石》等。
兖州金口坝篆书碑额残石拓片
3篆书
北朝人好篆书，北魏时期，江式曾对古文篆书进行了九年的整理，当时在一些郑重的场合，如碑额、墓志盖，仍坚持用篆书书刻。而且在一些碑刻中，出现了楷书中掺杂篆书的字法，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盛唐。这时人们学习篆书，是以曹魏的《三体石经》为本，这种渊源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篆书形式的发展变化。北朝人写篆书，特别是在篆写碑额、墓志盖时，不满足于简朴的字法，喜欢在笔画中刻画出鸟的形状，其笔画肥厚，鸟头鸟尾刻画得惟妙惟肖，不厌繁复，装饰意味十分浓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篆书美术体，这与这一时期隶楷中捺画收笔的分羽，也应有着一定的关联。金口坝佛教残石中，篆书出现的极少，目前能见到的只有四种。如：《文殊般若波罗蜜经》《碑额残石》《篆书碑残石》等。
篆书在北朝一直都是受重视的，且一直被使用，其使用范围却又似乎仅仅是在宫殿碑额和墓志盖上，但这也说明了北朝时对篆书的重视，也正是有了这种重视，才使得篆书在汉魏得以延绵至隋唐，基于此，北朝书法家保存古法，传承传统的行为还是值得看重的。
行书吴仙峤合家造像记残石拓片
4行书
以行书入碑，始于唐太宗李世民，其《晋祠铭》或许为首例，但其为秦王时所撰《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号称正书，却已见行书意趣，而且最后还有他的行草签名。草书铭石，则应该是更晚的事了。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有行书十一件，其中有三件是楷书中夹杂着行书、草书，应是唐后之物了。如：《大唐开元廿二年造像记》《吴仙峤造像记》《名称不详造像残石》《作用不详残石》等。
行书见于金口坝佛教残石中，多用于造像记，在刻经中没有出现，可能是当时的信徒还是认为刻经应该用端正的字体来刻吧。其中一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经文部分为楷体，刻经记却用了行楷，应该是一个有趣且能证明问题的现象。再就是一些楷书中，夹杂行草字体的刻石，这在唐初是一个普遍现象，楷书中夹杂篆隶、行草，在唐代刻石中也很常见，只有在书刻一些端庄隆重的巨碣大碑时，才能杜绝这种带有一定自由和个性色彩的现象。
北齐武平元年（）楷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5楷书
魏晋以降，楷书成为主流文字，以之入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金口坝佛教残石中，楷书残石是其大宗。这些楷书刻石，历时长，种类多，书法风格也几乎汇集了各个时代的各种书法风格，或端庄方正，典雅华美，或笔画活泼，冲和灵动，或粗头乱服，朴拙恣肆，可谓丰富多彩。故将这些楷书残石的评述分为以下几种风格。
第一，方劲古朴，平正工稳。
此类残石书写、镌刻皆细致工整，章法舒朗，笔画方圆兼备，一般采用当时已经成熟完备的字体，气质典雅，古气盎然。如：《北魏景明年间造像记》《武定三年造像记》《佛在金棺上嘱累造经像经》《唐开元廿二年造像记》等。
第二，冲和灵秀，清奇飘逸。
此类残石书法风格成熟，用笔的收起明显，笔画瘦劲，行笔多带有行书的意韵，挥洒自如而又风韵独具。它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初唐和盛唐。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刘法云造像记》《孙五郎等造像记残石》《箫远等题名》等。
第三，朴厚宽博，貌拙实巧。
此类文字处于文字演变之中，自身还兼具一些隶书的成分，笔画宽博，线条变化较大。结字看似随意实则寓巧于拙，气质古朴。单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看，这类刻石的意义大于字体成熟后的典雅娴熟。如：《北齐武平年间造像记》《北齐武平二年造像记》《顺五郎等造像记》《弥隆等造像记》《比丘法仙等造像记》《张洛生等题名》《刘棒德等造像记》等。
楷书孙大娘造像记残石拓片
第四，方笔峻奇，萧散率真。
此类书写多见于造像记或题名中，有考证说，这些字迹是刻工随手刊刻，没有请人事先写好，故能随意率真，不衫不履。但如细想来，古人造像，是人生中的大事，像都刻好了，刊刻自己的名字时，又怎么会不请人书写呢？出现这种现象的最直接原因，恐怕是因为书写者是生活在下层的经生或刻字的工匠罢了。如：《北魏泰（太）昌元年造像记》《唐开元九年造像记》《唐开元廿五年造像记》《仇惠澄等造像题名》《郗晖等造像题名》《高小祖等造像题名》等。
第五，严整峻拔，朴拙恣肆。
此类刻石章法舒朗，布局讲究，笔画方圆兼备，刻工精细，是发展成熟完备的楷书字体，具有典型的时代风格。其小字多有锺繇遗意，大字与张猛龙相仿佛。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序》《蒋雪莲等造像记》《荼乌黑等人造像记》《叶龙见等人造像题名》《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等。
在金口坝佛教残石中，还发现了两块鸟书的残石，从内容和位置上分析，都应是碑额的一部分。其中一块残存“大隋/州□”四字，其字的起笔都作鸟首状，收笔作分羽状。另一块残存“高□/清颂”四字，阳刻，起笔作鸟首状，收笔作分羽状。字态生动，鸟头鸟尾刻画惟妙惟肖，装饰意味十分浓烈，当为隋及初唐之遗留。
作者单位：济宁市兖州书画院
楷书刘法云兼手书杨景仙残石拓片
楷书题名残石拓片
北齐河清三年（）楷书造像记残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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