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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5月中旬，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红六军政委柳直荀等“两会”三十多名代表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辗转秘密抵达沪上。当时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中央在上海举行如此重要的会议，首先考虑的自是会议代表的安全问题。为此，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不但亲自参与筹划方案、选择会场、安排应急转移渠道和警卫措施，还数次踏勘备选的会场，最后拍板，把“两会”会场放在公共租界成都路号由党中央有关部门开设的“医院”内。“两会”代表抵沪后，由党的地下交通站指派交通员前往接头地点迎接，几经辗转，由最后一站的交通员把代表引领到成都路，医院。代表入院之后不能外出，也不能跟外界通信通电话，处于封闭式保护之中。“两会”一共开了四天，第四天（5月18日）午前会议结束，代表立即撤离会场。鉴于出门就是成都路，公共租界成都路巡捕房（今成都北路号）相距不远，而且马路上不时有武装巡捕经过，所以代表是分別离开的，三十多名代表全部撤离需要一些时间。没想到，医院内剩下最后一位代表尚未撤离时，外面忽然闯进三个男子。医院的内部结构似是并不生疏，进门后直奔后院病区，朝一间间病房里探头探脑窥视。医院是配备了警卫力量的，但此刻都去护送先行撤离的代表了，医院员工的机关人员。尽管发现这三个自称是来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的家伙路数不正，也只能上前以介绍情况为名予以拦阻。事后得知，这三人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以及手下两个特务。他们是有明确目标的，自是阻拦不住。也就不过分把钟，三人与待在病房里的最后一名“患者”——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劈面相遇。陪同邵式平的是中共一位元老级革命家——当时正奉命在上海协助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陈潭秋。邵式平、陈潭秋都是挂在敌方通缉榜上的著名人物，其照片钱祖谊早已烂熟于心。当下钱祖谊和两个特务拔出手枪，钱祖谊下令：“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过来把他们带走!”当时沪上城区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区域，由各当局自行颁发机动车牌照。如此做法，难免不便，于是三区域当局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推出领照费用高于寻常牌照的“大牌照”，挂“大牌照”的车辆可以在三区域任意通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是有警车的，但根据协议，华界与租界警方如若需要在对方区域内执行捕拿人犯的使命，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行文，由对方相应部门执行，然后办理引渡手续，方能把被捕者押解回自己区域。此刻，钱祖谊三人是“越界私查”，如若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察知，当然不会允许他们随便抓人，只能用救护车以“转院”的名义把被捕者带走。当时的情势真可谓千钧一发。两个跟班特务中皮粗脸黑的主儿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另一个瘦高个儿看住陈、邵二人，瘦高个儿点头表示明白。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瘦高个儿倏地举枪，朝钱祖谊和黑脸特务分別开火，两人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当即毙命。随即，瘦高个儿对陈、邵二人说：“他们已死，別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说罢，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左侧肩膀扣动扳机，然后抛下手枪。如此，邵式平、陈潭秋得以脱险。稍后，接到报警的成都路捕房巡捕赶到，三个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伤，三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伤员也拒绝透露身份。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过多的伤员送公共租界的“医院”救治，在勘查过现场后，把两具尸体直接送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告，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需要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除了让“医院”严格保密，还要求巡捕房一应中外警员不得接受新闻界的采访。这个在危急关头果断出手击毙敌人后自伤的瘦高个儿名叫赵宝昊，系党中央直属机密部门安插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一名内线。赵是浙江宁波人氏，出身贫穷，十四岁来沪，在“大隆机器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跳槽去了“邓泰记机器厂”当了一名机修工。年深秋，由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阶段，地下党组织搞到一批损旧枪支，秘密运至浦东龙王庙请工匠维修，当时不过二十二岁但已有八年机修经验的赵宝昊是其中一名工匠。赵宝昊跟日夜陪伴工匠的地下党人接触下来，迅速提高了觉悟，枪支修理完毕，主动要求留下来。地下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以便起义发动后起义工人的武器一旦发生故障可及时修理，就答应了赵宝昊的要求。不过，他上一线直接参加战斗的愿望没有实现。起义发动后，他利用其技术在现场修理枪弹，事后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评价其作用不亚于甚至超于直接参加一线作战。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赵宝昊干脆辞去“邓泰记机器厂”的工作，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无报酬为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做军火准备，并直接参加了年3月21日发动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赵宝昊加入中国共产党。年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进驻上海，9月，白崇禧奉命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自任司令。次年春，白崇禧率军西征，南京国民政府委派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熊式辉代理卫戍司令，同年4月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白崇禧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时，张榜向社会招收相关职能人员，其中包括侦缉大队侦探（特务）。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赵宝昊奉命前往报名，接受特工训铢，结业后成为淞沪卫戍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的一名特务。党组织要求他首先要隐蔽自己的秘密身份，其次才是收集情报。领导特別强调，对于非上级指令收集的情报，哪怕是送上门来的，也应忽略不计，因为这有可能是敌人对他的试探。赵宝昊严格执行上级指示，三年来一直寂寂无声。这次中央举行“两会”，他并不知晓，组织上也没有下达任何使命。这天下午，赵和另一特务汪某在外面调查一桩刑案线索，骑着摩托车同来准备向上司汇报时，被督察官钱祖谊拦住，说你们二位接着跟我出一趟差吧，就等着你们这辆“大牌照”摩托回来呢。赵宝昊于是知道这趟差是要去租界的。摩托车在公共租界成都路距现场百米外的一处舞厅院子里停下，钱让他和汪某检查武器，他方才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异。进了“医院”，直奔后院，然后就见到了邵式平、陈潭秋。赵宝昊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当然不认识邵、陈两位职业革命家，但他曾听说过两人的名头，也见过这两个“共党要犯”的照片。这下他知道自己摊上大事儿了，两位党内领导面临着巨大危险。赵宝昊当机立断击毙两个特务，其至没有考虑过下手后该怎么自保。至于自伤，那是在开枪击毙钱、汪后方才产生的念头。巡捕赶到后，赵宝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知道，此刻只要说错一个字，没准儿就会带来麻烦。至于他的身份，尽管他们三人都没带警备司令部的证件，医院后，警备司令部肯定会很快获悉，派员跟工部局交涉。果然，赵宝昊住进“医院”不久，就有人来探望他了。不过，最先抵达的并非警备司令部的人员，而是他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见过的一位地下党员曾先生。巡捕房尚不知赵宝昊的身份，他们是将其作为涉案对象对待的，在病房布置华探专门“陪护”。但曾先生悄然出现的当儿，那个“陪护”正好去外面接一个来自巡捕房的电话（自然是地下党方面安排的），并不在场。曾先生告知，敌人未能抓住目标，三名便衣又死二伤一，而且死者中有一名少校军官，这个案子估计会报到警备司令熊式辉的案头，甚至还会惊动蒋介石。组织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认为接下来对你的调查你应该是可以通过的，伤愈后仍能继续潜伏。敌人查问你时，你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的枪。组织上已经派人去现场查看过，现场的弹道角度符合这个说法。此外，组织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你要弄清楚敌人是怎么掌握中央在成都路“医院”召开重要会议这个情报的。接下来的情况和组织上估料的一样，住院第四天，赵宝昊被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接走，软禁于徐家汇（华界区域）一家由医院。“陪护”赵宝昊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派来的三个便衣，“陪护”的同时对他进行变相讯问。这种审查方式应该算是比较温和的，后来得知，这是熊式辉亲自下达的命令。熊式辉这人比较迷信。他有一支蒋介石赠送的象牙柄勃朗宁手枪，寸身不离如同至宝。两个月前他外出巡视，在郊区兵营如厕时不慎将手枪掉落茅坑。自有士兵迅速打捞，那就必须全部拆开后彻底清洗了。警备司令部有枪械修理所，处置这事不在话下。但熊式辉却要求经手工匠的生辰八字、面相必须符合其“心想”，让把修理所能工巧匠的生辰八字和照片送来供其审查，竟然一个也没通过。那就只好另想法子了。副官禀报，听说侦缉大队有个队员入伍前是一名不错的工匠，是否看看这人的生辰八字？审查结果，符合熊司令的“心想”。处理这么一把手枪对于赵宝昊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熊式辉非常满意。从此，熊式辉就记住了赵宝昊这个人。当军法处把此次事件的书面报告呈递上来后，他一看其中负伤的侦缉队员就是为他修理勃朗宁的工匠，就让副官向军法处交代，审查此人时，可以给予优待。有这样一句话，军法处在审查时自然心里有数。也就不过十来天，赵宝昊的枪伤有所好转，医生认为可以出院休养时，军法处的审查结论也出来了，认为赵宝昊没有问题。赵宝昊是孤儿，又是单身汉，在沪上并无居所，出院后就来到了位于龙华镇外直属侦缉分队的集体宿舍。赵宝昊惦记着组织上交代的那桩绝密使命，除了在宿舍跟一班同僚接触以了解情况，每天去司令部医务室换药时，还顺路去军法处军士休息室转转，跟那班军士抽烟聊天。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年6月18日上午八点多，中央直属机密部门突然接到秘密交通点传来的消息：“小涓”要求今日执行“四号方案”！“小涓”就是赵宝昊的代号。赵宝昊打入警备司令部时，组织上给了他七个按照一至七顺序排列的接头方案，每个方案搭配不同的接头地点、时间和接头方式，需要向组织上口头汇报重要情报时，可根据具体情势选择其中的一个。现在赵宝昊捎话执行的是“四号方案”，即当天下午一点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龙华寺见面。这是赵宝昊打入敌人内部后第一次要求接头，组织上判断，可能是交代给赵的任务有结果了，遂决定仍派老曾同志前往。哪知，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我方潜伏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另一名内线突然传来密报：上午十时许，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宿舍门口发生枪战，数名特务奉命前往宿舍逮捕“共党潜伏分子”赵宝昊，赵宝昊在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后开枪自尽，壮烈牺牲！当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指派专人对“两会”代表遇险和赵宝昊同志被害两桩互有关联的事件进行专案调查。该专案名谓“马字三号”——年是马年，故称“马字”；至于“三号”，似乎并无说法，可能是随机指定的代号，也可能这年另有一号、二号专案也未可知。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要想在敌方内部刺探这种绝密情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项工作在进行一个月后仍无进展，不得已，中央决定暂时搁置对“马字三号”案件的调查。这一搁置，就是二十年。年11月和次年5刀，中央社会部、公安部向上海下达调查两批历史悬案的指令，“马字三号”系其中之一。上海市公安局因此成立“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下设六个专案组，指定由第四组承办该案。二首轮调查
年5月28日，“悬办”（即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第四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悬办”是一个临时侦查机构，成员是从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上海市公安局以及上海市委组织部分別抽调过来的。组长洪思愚是上海本地人，抗战前就已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爆发后因暴露身份撤往安徽茂林新四军军部驻地从事锄奸保卫工作，抗战胜利后奉命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前夕再次暴露身份，遭敌特追捕时负伤，组织上安排其藏匿上海远郊养伤。出于医疗条件差，伤势恶化，如果不是上海解放后即由组织上安排入住“医院”治疗，他即便不死也得截肢。洪思愚这伤一直养到开国大典后方才痊愈，正好“悬办”开张，急需政治可靠且熟悉业务的同志，洪思愚就被任命为第四专案组组长。他手下四名组员都是中共党员，梁任重、宋有谷是南下公安干部，蔡微鑫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侦察员出身，张福仁是旧警察局刑警，此时的对外身份仍是留用警员。洪思愚把“马字三号”的相关案情向四名下属作了一番介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调阅二十年前中央调查该案的档案，以供参考。洪思愚并不知道此案当年是否建立过卷宗，“悬办”领导杨主任交办时也没给过任何书面材料，当然，他们现在的调查是必须建立案卷的。杨主任明确指示过：结案后，必须交出全部材料，专案组每个成员都须亲笔签名，由杨主任亲自到场密封，然后送交北京。不单单是“马字三号”，其他专案组承办的案件也都如此处置。众人于是明白这桩活儿干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了。第一步就是分析案情，几人一番议论后，把话题集中到一点上：赵宝昊不幸牺牲的原因是什么？是敌人对他一个月之前的“现场负伤”产生了怀疑，还是之后他奉组织之命进行秘密调查时被敌人察觉了？反复讨论下来，一时很难作出判断。于是，就决定先调查赵宝昊在年6月18日牺牲时的现场情况。这个调查可以分两步同时进行，一是查敌档，二是寻找现场目击者当面了解。五名侦查员分为两拨，张福仁、宋有谷、梁任重去查敌档，洪思愚、蔡微鑫调查赵宝昊牺牲时的现场情况。先说张福仁三个。他们去市局档案室询问，管理员说接管的敌档不计其数，7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整理分类了，人手不够，还找来上百名经过政审的大学生相帮，每天干得灰头土脸，弄到现在只是大致上分出了一个轮廓。你们要查阅的情况属于军事类的，不在市局接管的警务档案之内，得去向军方求助。三人便直奔位于虹口区海南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待军官听侦查员说明来意，说军事敌档确实是由我们接管下来的，郊区库房里堆积如山，还没有整理过，就您三位，得翻腾到哪一年呢？再说，这里面还可能涉及军事秘密，光是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只怕还不行，得去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前身），请政治部盖个章。对方说的在理，倒并非故意为难，可三侦查员的调查明摆着没法儿往下进行了。洪思愚和蔡微鑫这一组进行得还算顺利。二十年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上海市区西南侧的龙华古镇上，侦缉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分別驻于枫林桥、曹家渡和闸北。但赵宝昊所在的直属分队与侦缉大队无关，由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其驻地在龙华镇南侧镇口的一座废弃道观内。洪思愚、蔡微鑫到龙华镇上一打听，当年的那座道观已在抗战爆发后毁于战火，日军占领上海后，淞沪警备司令部没了，战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则设于虹口。不过，侦查员此刻要找的是人而不是建筑物，洪、蔡还是按照原计划去了龙华派出所，得知镇上有一位吴姓老头儿当年曾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集体宿舍的门房。吴老头儿这年七十有三，身体看上去还不错，记忆力也没毛病。他给直属分队当过三年门房，每月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属于雇工，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帮会党派，解放后其成分被定为“城市贫民”。但这个“贫民”却过着比小资本家还滋润的生活，因为他的五个子女都了得——四个儿子都是知名医生或高级工程师，女儿是沪上唯一一家女子银行的职员，嫁了一个英国专家。老头儿吃穿不愁，愁的是日子过得太平淡，听说眼前这二位是市里下来专门了解二十年前淞沪警备司令部那场枪战的，顿时来劲，忙不迭沏茶递烟张罗点心。据吴老头儿说，那天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整理邮差刚送到的信函报刊，军法处的军法官“活阎罗”阎望仕带着四个特务突然赶到。“活阎罗”原本就恶名远扬，系军法处一众军法官中心肠最歹毒手段最残忍的一个，故得了这么一个绰号。那四个特务，有两个吴老头儿见过，赵宝昊出院时就是由那两个特务送回来的。还有一个，都唤其小郭，是驻扎在枫林桥的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探长。小郭经常来这边分队宿舍跟几个狐朋狗友一起喝酒，进进出出多了，吴老头儿也认得。这人平时对吴老头儿还算客气，用无锡方言唤其“爷叔”。这次，也是他先跟吴老头儿招呼，打听小赵是否在宿舍。侦缉分队有两个赵姓队员，吴老头儿便问是哪个，对方说就是上月挨了一枪的那位。吴老头儿说没留意过小赵是否外出，应该在吧。其实这天赵宝昊去了外面.，不过是一早吴老头儿在门卫室拐角处生煤球炉时出去的，吴老头儿没看到。枪战之后，军法处对赵宝昊的当日行踪作了调查，吴老头儿听说，赵早晨离开宿舍后去了茶馆，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本来，赵宝昊有机会逃过这一劫的，不巧的是，“活阎罗”一行扑空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却从外面回来了！赵宝昊应该是从龙华镇上返回的，手里托着一包打开的芝麻酥糖，正一边走一边吃。这时，“活阎罗”一行将其拦下，但还没有掏枪。一开始，吴老头儿并未注意几个人在说什么，只是后來赵的声音渐高，正在扫地的吴老头儿才抬起头向那边张望。只听得赵对小郭说：“你说我通共？有证据吗?”一边说着，一双眼睛往四下里扫瞄，目光掠过门卫室旁边站着的吴老头儿和马路对面一个正在扫地的清道夫，忽然发出冷笑，“呵呵！小郭啊，我看侬真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小郭是无锡人，別看是干特务的，怛性情中颇有些娘娘腔的成分，平时没事喜欢唱锡剧，反串风骚花旦惟妙惟肖。可能入戏太深，把戏台上的举止带到了生活里，故人在背后都称其“十三点”。这主儿对这个外号十分恼火，曾经放出话来，谁再敢这么叫他，他就对谁不客气。现在赵宝昊竟然当面高调称他是“无锡十三点”，他自然怒不可遏。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发作，“活阎罗”开腔了：“小赵啊，让你乖乖跟我们走是给你面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对不住了——弟兄们，把他铐上！”话音刚落，吴老头儿只看见七八米开外那几位中间倏地腾起一股烟雾，几乎是同时，有人发出了惨呼。原來，赵宝昊把手里的那包酥糖朝冲在前面的特务劈面扔了过去。不知他是不是在那包酥糖里掺了石灰之类的东西，反正酥糖一出手，两个准备铐人的特务已是双手捂着眼睛惨叫不止。倏忽间，赵宝昊已拔出手枪，左肘勒住一个惨叫着的家伙的脖子挡在身前作为人肉盾牌，冲“活阎罗”、小郭等人开枪射击。那几个也是使枪行家，当下分散开来寻找隐蔽物，“活阎罗”和小郭窜进了门卫室，另一个慢了半拍，被赵宝昊一枪爆头。阎、郭两个开枪还击，也不知是谁，竟然不顾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对准“人肉盾牌”开了火！这一枪的后果是，子弹贯穿“盾牌”的胸部又射入赵宝昊的身体，两人一起倒地。赵宝昊身负重伤，已无力还击，遂用尽全力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这一幕的目击者，除了吴老头儿，还有一人——扫马路的清道夫薛瘸子。不过，薛瘸子已在大前年患病去世，他的儿子小薛仍住在镇上，是经营小百货店铺的。三侦查员按照吴老头儿的指点前往走访。三十三岁的薛店主证实了吴老头儿的说法，其父在事发当天问家说起这事，称赞赵先生是一条硬汉。其时镇上人都在传说，自裁的赵宝昊是共产党，将其如何与枫林桥一中队特务枪战之事添油加醋说得活灵活现。侦查员问薛店主，镇上居民何以知晓那几个特务是一中队的？薛答称，这是镇警署的警察说的。民国时清道夫归警察局管理，薛瘸子的薪水是在镇警署领的。事发次曰正是发薪水的日子，他老爸去领薪水时，警署上下都在议论此事。专案组分析，按照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分工，侦缉大队负责调查被军方认为需要插手的案子。不过，侦缉大队只管调查，把对象逮捕后，得交军法处处置。根据吴老头儿和薛店主的陈述，当时是由军法处出面前往侦缉分队宿舍逮捕赵宝昊的，看来，该案应是由军法处承办。鉴于参与逮捕行动的特务中，至少有两个是赵宝昊出院时的护送者，侦查员倾向于认为，成都路“医院”事件后，军法处并未解除对赵宝昊的怀疑，虽然在内部宣布赵宝昊是“遭遇共党，光荣挂彩”，其实只是放了一颗烟雾弹，意在麻痹当事人，以便暗中对其进行调查。6月18日那天，敌人肯定是找到证据了，所以才下手逮人。如果上述推测成立，赵宝昊就一直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赵宝昊在出事之前通过地下交通员向组织上传送要求执行“四号方案”的信息是否被敌人侦知了呢？专案组对此再三研究，最后予以否定——“活阎罗”一行前往侦缉分队宿舍抓捕时，很明显并不知道赵的去向，这至少可以证明，赵向组织传递信息时应该是没人跟踪的。那么“活阎罗”又是如何发现赵宝昊的破绽的呢？
三、查找“活阎罗”
次日，专案组开始访查“活阎罗”的下落。之前侦查员曾问过吴老头儿，老爷子说自那天枪战后，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姓郭的也没有来过，宿舍的那些队员也没再提起这两人，没准儿受上司处置啦?侦查员认为，警备司令部给“活阎罗”一个处分是有可能的。五个特务去抓一个人，目标的肩膀上还有枪伤，不仅没能抓到活口。还损兵折将闹了个一死两伤(那个被自己人一枪打了个贯穿伤的特务命大，没死)，这手艺实在太潮了，不处理那以后谁还肯“奋力向前殊死效命”?但要说就此把阎干掉，那估计也不至于。想找到“活阎罗”的下落，还得去龙华古镇走访。这个思路是对头的。虽说已经二十年过去，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警备司令部可以迁走，但古镇上的居民还是那些。侦查员到镇派出所一说来意，马上获得一个信息:卖糕团的申驼背可能知道“活阎罗”的下落，他的糕团摊头常年摆在警备司令部大门对面，全镇人都知道“活阎罗”最爱吃糕团，每天的早点申驼背都特意为他留着。如今，六十开外的申驼背还在卖糕团，不过已经变固定摊位为流动摊贩。龙华镇不大，侦查员在街头转悠了片刻就找到他了。果然，他知道“活阎罗”在血案发生后的去向。“活阎罗”这个祸闯得有点儿大，据说熊司令闻言摔了东西，然后就把“活阎罗”、郭风云(小郭)关押起来，还上了手铐脚镣，内部议论说看来这二位的脑袋要被熊司令拿去祭旗了。但最后的处置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开除两人军籍，“活阎罗”调往江苏第二监狱当狱卒，郭风云就没那份幸运了，开革了事，自己去寻饭碗谋生。江苏第二监狱位于漕河泾镇东，民间俗称漕河泾监狱。“活阎罗”是军法官，去了该监狱后，人家觉得让他当狱卒还要上三班委屈了他，就让他做了一名采办员。这主儿倒也放得开，也不嫌掉价，竟然穿了警察制服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漕河泾到龙华来拜访一班同僚，当然没忘记继续享受申驼子的糕团。申驼子以前受“活阎罗”的照顾，多年来没受镇上流氓地痞的欺压，这会念着一份情免费招待。阎的那番遭遇就是吃糕团时透露的。侦查员这下简直喜出望外了。旧上海监狱系统在解放伊始是由上海军管会法院接收处负责接收的，监狱、看守所概由法院劳改工作委员会管理(年5月改归公安建制)，一应旧档案都在法院库房里，之前“悬办”未成立时，专案组中有人去法院查过旧档，都是按接收时的门类分别搁在架子上的，一查就着。当即就奔法院，一问，接待员说漕河泾监狱在“八一三”稍后毁于日军轰炸。洪思愚等人大失所望，好在另一个留用老吏提供了一个情况，让他们的脸色马上阴转晴了——漕河泾监狱是在连续几天遭轰炸后方才成为一片废墟的。头天挨的是一颗哑弹，当局接报后急令抢救档案，释放五年以下徒刑的囚犯，五至十年徒刑的囚犯于次日发往军队当挑夫。当晚，一干囚犯加班把档案打包装箱，连夜用卡车转移到北新泾监狱(即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因此，漕河泾监狱的旧档解放后是被接收下来的。当下调出这部分档案查阅，申驼子所言不谬，“活阎罗”阎望仕于年7月2日去漕河泾监狱报到，做了三天狱卒就改采办员了。年3月，阎提出辞职获准，之后就跟监狱没有关系了。这下，一干侦查员大眼瞪小眼了。老刑警张福仁建议:“要不，照老方子抓药试试——去漕河泾镇上走访，看是否有当年供职于漕河泾监狱的狱卒之类的?”5月30日，专案组去漕河泾镇查访。到镇派出所一说，人家竟像是未卜先知，接待侦查员的副所长老田立刻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册材料，说您几位要了解的都在上面记着呢。原来，上海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发布通告，要求凡是参加过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会道门的人员都须前往指定机构登记。通告一出，前往漕河泾镇派出所登记的人颇有一些，其中最多的就是江苏第二监狱的狱卒。当年建造该监狱时，并未为狱卒准备住房，连集体宿舍也没有，只有若干间可以临时住宿的值班室。所以，一干狱卒不管是有家小的还是单身汉，都到镇上租私房居住。“八一三”后监狱解体，部分狱卒不愿随军撤退，留在镇上自谋出路，此时，他们已经算是漕河泾的老居民了。洪思愚等侦查员分头走访了这些人，查摸到如下情况——阎望仕来到漕河泾监狱后，因其是外埠人，监狱又不能住宿，也只好在镇上租房居住。最初，阎时不时要发几句牢骚，过了一段日子，他发现监狱方面并未亏待他，采办员虽然不是什么“长”，拿的是寻常狱卒薪响，但油水不少，因为他掌握着向哪家商铺采购监狱一应日常消耗品的选择权。其他不说，光是监狱数百号囚犯的油米菜柴，每天的消耗量就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镇上商家老板纷纷拉拢“阎采办官”。阎望仕早年读的是法政专业，于商业贸易一窍不通。但这主儿颇有点儿小聪明，无师自通，两个月下来就琢磨出一套从中谋私利的手法。半年后，他在镇上已经有了三个情妇，其中两个是米行、油酱店的老板娘，另一位则是经营煤炭燃料行的蒋寡妇。蒋寡妇跟阎勾搭上后，干脆让阎退掉租居的房子，住进了自己家里。解放后，蒋寡妇仍住在漕河泾镇上，不过已经不做燃料生意，而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侦查员登门拜访，蒋寡妇冷不防见一下子来了五名气度不凡的公家人，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若是往细里计较，她是够资格进集训大队之类的地方吃几天免费饭的——她的亡夫早年是帮会头目、恶霸，如果不是早几年病殁，解放后上刑场挨枪子是免不了的;她本人曾参加过“一贯道”，抗战时期还与至少三名汉奸姘居过。听不速之客道明了来意，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您几位先生要打听那个姓阎的?他十几年前就离开漕河泾啦!”“活阎罗”贪财贪色，而且这主儿得陇望蜀，光靠采办员之便挣外快已经难以满足其贪欲。遂动起了另外的脑筋。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寡妇的燃料行来了一个个头矮小的中年男子，说一口浦东土语，自称姓林。这于江西人阎望仕来说构成了语言障碍，好在有蒋寡妇做翻译，他才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新押解漕河泾监狱服刑的一批囚犯中，有一个判处五年徒刑的强奸犯张阿根，这人在江湖上有不少朋友，奉为老大。他们不愿张老大待在牢里吃苦头，想请“活阎罗”帮个忙，设法把他放了。当然，好处是少不了的，对方当即拿出五两(十六两老秤)金条，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阎望仕是军法官出身，这种事儿以前遇得多了，并不大惊小怪，只问对方打算何时接人。对方说:“从明天起，连续五天都有人在漕河泾镇上等候。你只要把他带进镇子，随时有人接应。放心，万一运气不佳被人发觉，他也会一口咬定是他自己逃跑，与他人无涉。”监狱每天要出动人力拖车采购食材，这活儿当然不会让采办员自个儿干，阎望仕仿效前任，去监区开几个犯人出来就是。借此机会放走个把犯人，于阎望仕而言端的是易如反掌。而监狱里逃脱一个轻刑犯，在那个年代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阎望仕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敢点头。犯人逃脱后，阎返回监狱向典狱长胡仁清报告，胡也不过说了声“以后带犯人出去要多加留意”，随口吩咐秘书以监狱名义行文呈报上峰备案。次日，阎望仕收到江西老家托人捎来的几只活鸡鸭，就让蒋寡妇去龙华警备司令部跑一趟，送给军法处的几个同僚。蒋寡妇回来时带来一封公文，说是军法处正好要派人送往漕河泾监狱，见她过去，就托她拿回来，请阎明天交给典狱长。阎望仕拆开一看，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张阿根系奉贤著名水陆两栖江洋大盗梁六龙的化名，年前到七宝镇办事，遇一美貌少妇，淫心顿起，扯到路边树林里实施强奸，恰被几个巡查路过的保安团丁发觉，当场拿下。他当然不会供认自己是惯匪梁六龙，随口说了个名字应付。日前，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在办其他案件时无意间获得该信息，遂行文军法处，军法处又批转该犯羁押地漕河泾监狱。原来这主儿是这么一个角色!阎望仕知道自己闯大祸了，这回肯定是没法儿糊弄过去的，那个林矮子找他洽谈这桩买卖时曾许诺，如果阎为此受了牵连，就去浦东找他，他会相帮安排藏身之地。如今，只好走这一步了。第二天，阎望仕即向典狱长提出辞职，佯称接到家乡一个在省里任职的亲戚的信函，说已替他活动了一份县长差使，要求他必须在七天内赶回老家上任。典狱长不疑有他，阎望仕当天办好离职手续，不敢耽误片刻，立马动身。蒋寡妇有情有义，撇下生意，陪同阎一起前往浦东奉贤县南桥镇找林矮子。林矮子从馆子叫了一桌酒菜给他们压惊，陪客中有三个一看就是江湖人物。饭后，蒋寡妇返回漕河泾。阎望仕的估料果然没错，仅仅过了三天.事情就穿帮了。蒋寡妇被铐上手铐，带到漕河泾监狱就地讯问。蒋寡妇嫁的是帮会恶霸老公，对江湖上的规矩了解一些，知道这件事若是坐实了，那不单单是对老阎不利，还会祸及自己，于是坚称她按照军法官的吩咐把那件公文交给老阎了，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警方还真拿她没办法，再说其夫虽然已死，但一众帮会徒弟还在，听说师母被传讯，自要作出姿态。蒋氏很快就被释放，此后，她再也没见到过阎望仕，也没听到过其任何消息。听完蒋寡妇的这番陈述，洪思愚、梁任重等专案组侦查员大失所望，寻思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看来得去奉贤南桥跑一趟了，只是不知那个林矮子是否还在。毕竟在抗战期间，浦东地区经历过“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像林矮子这样的主儿是否还活着都难说。倒是蒋寡妇见来人这副神色，脑子里竟然灵光闪现，怯怯发问:“您几位先生是想追查老阎的下落?”众人一听情知有戏，便问蒋氏是否知道林矮子等人的信息。蒋寡妇说那个林矮子没有见过，不过当初一起吃过饭的三个江湖人物中有一个被称为“徐师傅”的，今年三月初三龙华庙会那天，她去龙华寺游玩，在庙内看见几个匠人师傅在干活儿，其中一个看着脸熟，事后回想起来，那不就是徐师傅吗?一干侦查员直奔龙华寺，监事翻了记事册，说庙会时段确有泥水匠在寺里干活儿，那是通过镇上的荐头店(职介所)找来的，寺里并不清楚那几个匠人师傅的具体信息。随即去找荐头店，终于弄清楚，这人不是姓徐，而是姓齐，就住在奉贤南桥镇上。5月31日，侦查员前往奉贤南桥。到县公安局一了解，林矮子果然已死。此人多年与土匪暗中勾结，从事刺探作案信息、勾兑绑票交易等不法勾当，抗战爆发后倒是参加了浦东地区民众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竟然做了游击队的军师，在一次潜入南桥镇刺探日军情报时身份暴露，死于日军枪口之下。那个姓齐的匠人叫齐火生，他告诉侦查员，老阎早就死了。阎望仕抵达南桥镇的当天晚上，惯匪梁六龙在张翁庙设宴酬谢。席间，喝高了的梁老大不知为阎的哪一句话恼火起来，拔出手枪就把阎给干掉了。酒醒后，想想不妥，严令手下不准走漏风声。按黑道规矩，阎望仕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事传到江湖上，说他把恩人一枪干掉了，那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梁老大吩咐手下人放出口风，说阎先生死于酒后急病，然后又办了一场隆重的丧事。坟墓就是请齐火生叫了几个匠人师傅给弄的，现在还在。侦查员前去查看，果然如此。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四、发现线索6月1日，五名侦查员开会研究工作思路。一番讨论后，大伙儿认为原先选择的调查方向没有错，眼下首恶分子阎望仕虽已死亡，但当时随同阎前往抓捕赵宝昊的一共有五人，除去死了的那个，还有郭风云及另外两个特务。往下，专案组应该继续盯着这个方向进行追查，把这三个人作为突破口。据门房吴老头儿说，小郭是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另外三个他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不是直属分队的。那就去原一中队驻地枫林桥碰碰运气吧。年，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在肇嘉浜以南征地百余亩，修筑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今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建造了一座桥梁。何丰林以自己的名字将这一路一桥命名为丰林路、丰林桥。年7月，丰林桥和丰林路更名为枫林桥、枫林路。当时，由于上海特別市政府位于毗邻的交通路（今平江路），枫林桥遂成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国民党政权在枫林桥设有监狱，年，枫林桥监狱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年时，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中队的队员宿舍就设于原枫林桥监狱附近的一处强行征用的花园洋房里。侦查员向派出所了解下来，该处花园洋房目前由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使用。那么，二十年前这里的门房由什么人担任呢，是不是和侦缉分队宿舍的情况一样呢？接待他们的派出所长是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不过，所里有两名留用老警察，二十年前，那二位正好干的是巡警，每天路过那处宅院不下七八次，印象深刻——那里的门房是白天雇人，晚上由侦缉队员轮值。门房共有两人，每人轮流上一天班，十二小时。两个门房一个姓张，一个姓何，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张老头儿去年去世，何老头儿还健在。很快，何老头儿就来派出所了。侦查员的运气还不错，老何不但身子骨硬朗，脑力也似乎未显退化迹象，听明来意后，说您几位先生所说的小郭，名叫郭风云，无锡人，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钻，还很势利，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官，他都会像哈巴狗那样围着人家打转摇尾巴，军法官“活阎罗”对他很器重。年6月18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老何家添丁增口，迎来了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婴，那天正轮到老何当班，家人特地赶来告知喜讯，老何大喜，按捺不住激动，在门口转来转去，只要见到出出进进的人，不管是住宿的特务还是来访的外人，也不分长官军士，都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上午九点左右，门房间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老何接听，耳机里传出在沪人听来被称为“弯巴子”（即说话声音像是打弯）的客边人口音（当时沪上把外埠人士统称为“客边人”）：“我是军法处老阎！你马上把小郭叫来接电话!”小郭那天不知是休息呢还是夜间有使命，待在宿舍里没出去，老何用马口铁土喇叭一叫就出来了。按照规定，这当儿老何必须回避，离开时还得把门关上，因此，他没听到小郭跟“活阎罗”说了些什么，隔着玻璃窗，只看见这小子频频点头如鸡啄米。挂断电话后，小郭返回宿舍。片刻，就见他与另两个侦缉队员李连升、荣富贵开着一辆挂“大牌照”的三轮摩托出来，边开边一个劲儿按喇叭。老何立马把大门打开，摩托车绝尘而去。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老何听说他们出事了，在抓捕一名共党分子时，李连升、荣富贵负伤，另一个不知是军法处还是侦缉大队哪个中队的主儿丟了性命，“活阎罗”和小郭都被撸掉了差事，不知去向。此后，老何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专案组认为老何所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阎很可能是主持5月18日“医院”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如果这个调查有一个调查组的话，组长是阎，郭、李、荣以及6月18日死亡的金姓特务则是组员。但是，从侦缉分队门房吴老头儿提供的情况来看，赵宝昊在返回龙华后，并未受到监视，其外出与接待朋友等也未受到限制。可是，为什么在“医院”案件发生一个月之后，敌人突然决定要抓捕赵宝昊呢？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是敌人虽然已经恢复赵宝昊的自由，但对他的审查其实并未完全结束，仍在暗中悄然进行。二是敌人对赵宝昊的审查确已结束，赵也基本过了关。可是，6月18日当天或者之前一两天，敌方意外获得足以推翻之前审查结论的可靠情报，证实“医院”案件发生伊始他们对赵宝昊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决定采取逮捕行动。三是逮捕赵宝昊的行动与“医院”案件并无直接关系，赵在完成曾先生代表组织向其下达的绝密使命，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时不慎露出破绽，被敌人发觉。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侦查员倾向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敌人早已发觉赵宝昊在“医院”案件中的嫌疑，肯定也会知道赵并非关键人物，特工活动多半是单线联系，即使抓住赵宝昊，也难以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形成致命威胁。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公开抓捕。如果是赵在6月18日上午和秘密交通员接头时被敌人发现破绽，敌人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手段。但事实证明，赵牺牲后，地下党组织并未遭到破坏，因此，第三种可能也就不成立了。况且，哪怕敌人真的以为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要对其实施抓捕，出面组织抓捕行动的也应该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这个级別的军官，哪轮得上“活阎罗”这么一个普通军法官？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赵的牺牲与“四号方案”无关，应是敌人意外发现了赵宝昊在一个月前“医院”事件中的疑点而采取的行动。组长洪思愚立即向”悬办”杨主任汇报了专案组目前的进展，杨主任意专案组的分析，要求专案组再接再厉，尽快完成使命。6月3日上午八点，侦查员梁任重第一个到达办公室，就接到龙华镇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专案组日前前往龙华镇调查时，曾要求派出所协查二十年前以“活阎罗”为首抓捕赵宝昊的五名特务相关的信息，龙华警方自是重视，特地组织了一支出民警、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干部、退休进步人士组成的三十多人的队伍，分头走访。这一步棋还真是收到了效果，现在人家来五名特务中两个受伤者的下落已经打听到，一个改行做了算命先生，在漕河泾镇上开了一家算命馆；另一个摇身一变成为江湖艺人，终年在沪郊一带流动卖艺。侦查员当即出动，当天即把二犯捉拿归案。这两个人就是当年侦缉大队一中队特务探长郭风云的下属李连升和荣富贵。年6月18日，郭、李、荣三人以及军法处警卫老金随阎望仕赴侦缉分队宿舍抓捕赵宝昊，老金被赵宝昊一枪击毙，李、荣两人被赵宝昊掷出的石灰粉伤了眼睛，荣富贵更是雪上加霜，被赵宝昊挟持作为人肉盾牌挨了一枪，那颗子弹凑巧从心肺之间的空隙穿过，给他留了一命。由于目标自裁，断了线索，再加上己方损失惨重，熊司令视为“奇耻大辱”，不过，对死伤特务的善后处置还算厚道，死者老金的抚恤金照拨，伤者李连升、医院治疗，出院后发给一笔退伍费滚蛋。李连升当时的位置在上风口，进入眼睛的石灰少一些，只是视力受损，并未失明；荣富贵就倒霉了，双眼失明胸口还挨了一枪。两人都是行伍出身，当军人自是如鱼得水，若说谋生技能，那真是一片空白。幸亏干了几年侦缉活儿，在上海滩有若干江湖朋友，有人看他们可怜，就分別介绍他们拜师学艺。荣富贵已是瞎子一枚，当时并无“残疾人就业政策”之说，对残疾人的称谓也是鄙视性的“残废人”，所以瞎子的就业岗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算命先生，要么去澡堂给浴客按摩。荣富贵想学按摩，但枪伤导致双手无法过度用力，那就只好去算命了。好在干特务的脑瓜子大多没毛病，而且还都比较聪明，学啥像啥，荣富贵只学了一年出头就满师放单飞了。他先是沿街摇铃招揽生意，不久有了点儿小名气，就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头。因为有江湖朋友捧场，干得还不错，抗战胜利后盘下了一个临街门面，开了家“富贵命馆”。江湖朋友给李连升介绍的营生是学唱“小热昏”。“小热昏”是江南地区一项传统的街头说唱艺术，清末朝政腐败，社会上多现欺压民众侵犯公权损害道德的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说唱艺人就把这种现象编入节目在街头演唱，作为招徕生意（卖梨膏糖等）的一种手段。由于节目内容过于敏感，难免会惊动官府。当事人就以自己染病发高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为借口逃避处罚，故而得名“小热昏”。时间稍长，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吴语曲艺形式。李连升在唱“小热昏”方面的发展不及荣富贵学算命，二十年下来，始终在沪郊游走表演，做流浪艺人。不过现在，算命先生也好，流浪艺人也好，都做到头了。两人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年月5月18日下午五时许（即“医院”枪击事件发生后），李、荣由小郭召集，火速前往公共租界“医院”对面的“唯诚旅馆”向阎望仕报到。阎吩医院治枪伤的赵宝昊进行秘密监视，特別强调巡捕房已派人在病房昼夜“陪护”，务必注意不能暴露身份，毕竟这边是公共租界。就这样，三个特务在“医院”监视了三天。第四天，警备司令部已跟巡捕房交涉好，医院，由他们三人接往徐家汇天主教堂后面的一医院隔离审查。阎望仕每天来一趟听取汇报，遇到疑问则进病房直接跟赵宝昊谈话。六天后，阎望仕说军法处已有结论，赵宝昊没问题，可以解除隔离，返回龙华侦缉分队宿舍休养。郭、李、荣于是返回一中队，之后一直到6月18日，均未接到过与此事相关的使命，阎望仕也没在他们跟前露过面。6月18日上午，小郭突然通知李、荣两人，阎军法官来电，让他们三个立刻赶往军法处报到，估计有紧急差使。三人随即驾驶一辆三轮摩托，急如星火从枫林桥赶往龙华。阎望仕告知，这次的使命是逮捕上次审查过的那个赵宝昊，但并未解释原因。三个特务也不多问，干这一行就是这个规矩。参与逮捕行动的还有军法处警卫老金，之后就发生了那场枪战。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词证实了专案组之前的分析，可以确认，赵宝昊最初是通过了敌人的审查的。至于一个月后敌人为何突然逮捕他，大概是因为审查结论发生了改变。根据国民党特务系统“一案一办”的原则，只有同一个案件，才会动用同一拨特务继续执行使命，这样做有利于保密。由此侦查员判断，赵的被害，不会跟他受组织之命进行的绝密调查有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逮捕他的应该是另一拨特务才对。李连升、荣富贵交代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年5月19日下午，有一个三十多岁、妆扮时尚却一脸寒霜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医院”外科病区，向病区看门人索取探望住院患者赵宝昊的牌子。看门人自然属于特务首先要打点的对象，立刻在窗口挂出了“有人探望”的暗号。李连升随即跟了进去。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竟然事先疏通了巡捕房派来“陪护”赵宝昊的那个便衣，不但轻松进入病房，而且那个便衣随即离开，去病区走廊另一头窗前抽烟去了。李连升想假装认错病房推门窥探，被那便衣发现了端倪，背着手朝病房门口踱过来。李连升只好去病区外把荣富贵唤上来，两人商量好，由李设法缠住那便衣，荣则趁机闯进病房。不料，当他们两个再度进入病区时，那女子正好从赵宝昊的病房里出来了。荣富贵立刻跟踪。医院，招停了一辆黄包车。荣富贵干这一行当然熟门熟路，事先早医院门房那里寄存了自行车，当即骑车尾随。医院所在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拐至大王庙路（今成都北路），行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拐弯，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口停了下来。那女子下了车，到马路对面一家小百货店门口摆出的摊头上挑选商品。一辆电车“当当”驶来，女子忽然丢下手里的商品，一个转身上了电车。本来，以荣富贵当年的体格，踩自行车追上电车是没有问题的，可中途却遇到巡捕抄靶子（拦路搜身），耽搁了时间，好不容易脱身时，目标早就失去踪影了。这段供词对于专案组来说，无疑是一条线索。这个神秘女子是何许人？她的出现是否与案子此后的转向有关？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排除了该女子是地下党组织派去跟赵宝昊接头的联络员的可能。“悬办”领导介绍“马字三号”案情时说得很明白，5月18日事件发生后，赵宝昊被巡捕房送往“医院”不到一小时，组织上已医院与赵宝昊联系。组织上也肯定预料到警备司令部不会闲着，绝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与赵宝昊再次接触。那么，那个神秘女子来自何方呢？来探访的亲友？应该不会，赵宝昊在奉命打人敌人内部后，已经切断了跟所有亲友的来往。况且，如果是去探望的话，怎么能空着手呢，好歹也要提溜一两样礼品才是。而且那女子还能摒退巡捕房的“陪护”，更是令人百思不解。一干侦查员反复研究，没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有人提出，要么换一种思路，是否可以对见证二十年前那一幕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可问题是，这么些年过去，去哪儿找当事人呢？专案组长洪思愚想到一个办法：当年“陪护”赵宝昊的巡捕房便衣是何许人，可以通过查阅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找线索。租界当局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档案落入侵华日军之手，仍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抗战胜利后，租界警务档案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保存于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全部档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保存。如果当时巡捕房对该案有记载的话，那肯定也会记录“陪护”便衣的姓名。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前往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折腾了整整一天，终于找到了“医院”枪击案的相关记载。档案里对该事件的记载很简单，由于没有更多证据，租界警务处是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具体承办单位是成都路捕房刑事部，医院以“陪护”名义监视赵宝昊的便衣有单正超、施清泉两人，每人昼夜为一班轮值。事发当天下午四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提出交涉，第四天，经公共租界警务处批准，赵宝昊出院。档案中附有一纸英文条子，翻译出来后，为侦查员解答了神秘女子的来龙去脉。该女子名叫邢美兰，系“医院”枪击案中死者之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的遗孀。钱有青帮身份，被击毙当天，邢氏即去龙华求见熊式辉，要求给一个说法，但熊司令拒绝接见。邢氏认为其夫死得可疑，就想到去向枪击案中唯一的生者了解情况，但这必须得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允许，遂向青帮大佬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给公共租界警务处打了电话，警务处就批了这么一纸条子给成都路捕房。在医院值守的捕房华探便衣事先接到上司的通知，对邢氏未加阻拦，甚至主动回避。至于邢跟赵宝昊具体谈了什么，档案中没有记载——这并非巡捕房的公务。专案组认为，赵宝昊其时所从事的秘密使命属于特工性质，按说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胜任，但以我党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条件举办这种训练班，也难以安排专业教官对其进行个別辅导。所以，不能排除赵宝昊在与邢美兰交谈时露出破绽的可能（当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邢美兰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许，这就是敌人在一个月后突然逮捕赵的原因。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疑点：按说，邢美兰系新丧寡妇，她去“医院”时是丈夫死亡的次日，应该是热孝在身。可是，李连升、荣富贵两人的供词中说，她穿着一身浅绿色衣衫，从头到脚未见任何戴孝标志。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容易被人指手画脚的，一个新丧寡妇，怎能如此穿戴？于是，专案组决定查查这个女人的下落，指望从她身上找到线索。巡捕房档案中没有关于邢美兰个人情况的记载，也没有死者钱祖谊的相关信息，仅仅是对赵宝昊的个人信息提及一句，说他“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军士”。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侦查员议了议，找到了一个法子——当初她是经杜月笙介绍去找公共租界警务处的，那就通过这条线倒查吧。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已逃往香港，专案组没法儿找其了解情况。起初他们想通过原帮会人士打听邢美兰的下落，邢夫钱祖谊是青帮成员，其妻在其死后既然能够求得杜月笙的相助，那看来钱祖谊在青帮内部应该是有一些知名度的。洪思愚正要拍板进行分工安排，忽见侦查员张福仁似有异议，便问老张是否有另外的主意？张福仁是地下党，在上海滩做了多年刑警，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对旧时上海综合情况最熟悉的一位。他在解放前从事刑侦工作时，跟帮会打过许多交道，还数次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沪上帮会大亨有过接触。所以，他对青帮内部情况比较了解。此刻，他发表意见，说如果采用广泛撒网的方式调查邢美兰的下落，可能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倒不如有的放矢走走捷径。那么，这捷径怎么走呢？张福仁说，可以找一个叫黄国栋的人打听。年10月3日，杜月笙的总账房黄文祥患中风症猝然去世。杜月笙早年未发迹前，曾在上海大码头里马路“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当学徒，与黄文祥是师兄弟关系。以杜月笙的那份江湖义气，自然要对黄文祥的丧事和身后事宜有一个交代，用他的说法就是，既要对得起已故的师兄，也要给江湖人留一个榜样。杜月笙除了协助黄家很体面地办理了丧事，还邀请黄文祥的儿子黄国栋前往杜公馆，继承其父的总账房职务。杜公馆的总账房，是公馆内一个最容易受到杜氏家眷、徒弟以及下人杂役巴结的位置——所有人要动用金钱都须经其点头。因此，总账房对于公馆内外几乎所有与帮会相关的事儿都知晓若干。张福仁与黄氏父子均熟识，一度还做过邻居，知道黄文祥生前经常给儿子谈些江湖闲话，以增加黄国栋的社会阅历。张福仁认为，像钱祖谊中弹身亡以及衍生出来的其遗孀邢氏前往杜公馆求助这样的事儿，黄老爷子肯定会告诉黄国栋的。与其到处寻找邢氏的线索，倒不如直接找黄国栋调查。其他侦查员听张福仁如此这般一说，皆深以为然。这桩活儿自然非张福仁莫属了。当下，老张和侦查员蔡微鑫、宋有谷一起去向黄国栋外调。黄国栋在接替亡父杜公馆总账房职务之后，一口气干了十六年。上海解放后，他被逮捕判刑，囚于提篮桥监狱（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6月4日，三侦查员前往监狱，一问，黄果然听其父说及此事，那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四年后其父病殁，他接替杜公馆总账房一职后，曾与邢美兰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年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时尚女子持杜公馆管家万墨林签署的条子前来向他取款一百五十元，条子上领款人姓名是邢美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四年前在成都路被共产党打死的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钱祖谊的遗孀。半年后，邢美兰再次来到杜公馆，拿来了一百八十元钞票，说是还上次的借款及利息。因上次的取款单上并无借款之说，黄国栋告诉她，须待万管家证明确是借款方才可以收款。这天，恰巧万墨林出去办事，杜月笙则去了浙江天目山，没办法，只好等万墨林回来后再说了。黄国栋就让在杜公馆值班的杜氏弟子大龙给邢氏沏了一杯茶，正好他也没事，就陪着聊了半个小时。黄国栋告诉侦查员，他记得邢美兰说过她家住在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那天邢美兰还了钱离开后，大龙告诉黄国栋，这个女人是个角色，听说跟“党调科”有关系。黄国栋提供的这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所谓“党调科”，其全称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始建于年（另一说是年初），年，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年又改组为“党务调查处”。年4月，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该处为第一处。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当场获得通过），以“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历史上与“军统”相提并论的“中统”正式形成。该组织虽改过不少次称谓，诸如“特工总部”、“常务调查处”、“军统局第一处”等，但坊间一直称其为“党调科”，抗战爆发改称“中统局”后，“中统”这个称谓才取代了“党调科”。黄国栋听到邢美兰跟“党调科”有关系这个说法时是年，要知道，自年以来，这个“党调科”是中共在沪上进行秘密活动时最难缠的对手，如果邢氏跟“党调科”确有关系，那么赵宝昊的牺牲是否也跟“党调科”有关呢？五深入调查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先往黄国栋所说的邢氏当时居住的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打听，很快就获得了邢美兰的情况。邢、钱夫妇当年住在该里弄的一幢广式两层小楼内，该小楼是邢家的产业。邢美兰是浙江鄞县人，其父早年来沪经商，小有发展，是沪上五金批发行业”十大掮客”之一。这幢小楼是当初(大约年)邢第一次结婚时其父送给她的礼物。邢氏的第一任丈夫小冯是宁波同乡，系老邢手下的一名跑街先生，据说经商头脑特别好，人也长得帅。由于经常去老邢家，一来二去，就被在“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邢美兰给看上了，不久成婚。婚后小日子过得不错，不巧的是小冯的职业是终年四处乱跑推销商品，什么环境都接触，不慎染上了肺结核病。当时，这种毛病除非自身抵抗力特别强，大部分患者没法儿逃过死神的召唤，只不过时间长短罢了。小冯也未能逃过这一劫，结婚一年两个月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料理完丈夫的丧事，邢美兰没有回娘家生活，仍旧住在华忻坊。两年后，北伐军抵沪，邢美兰跳槽进人“美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辖的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工作，仍是接线员。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邢美兰中班下班，途中忽然腹痛如绞，从自行车上摔翻在地。这时已是午夜时分，马路上静寂无人。快要昏迷过去时，忽然听到一阵引擎声由远至近……医院，医生告诉她是急性阑尾炎发作，如果不是那医院，还支付了一应费用，阑尾可能会穿孔，那就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摩托车手，就是钱祖谊。钱系广东阳江人，年春以北伐军上尉军官身份随军来沪，其时他已晋升少校，供职于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邢氏父女对他自有一番酬谢。之后，老邢本着商人的习性，利用钱的关系做成了几笔生意，动了要把钱祖谊拴牢的念头，于是请人撮合，让他跟女儿邢美兰配了夫妻。邢、钱成婚后，邢仍供职于电话公司。两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到年5月钱祖谊出事时，据说邢美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据邻居回忆，邢美兰应该是在5月18日傍晚下班刚到家时获悉丈夫死亡的，稍后，邢家父母兄弟等都赶来了，为钱祖谊布置灵堂，但邢美兰却消失了。有人医院了，此语是否属实不清楚。不过，后来出殡时她在场。之后，邢氏独自生活，怀的孩子不慎流产。又过了两年，邢家突然遭难。先是老邢生意不顺，跟一个英国商人合伙做五金生意时上当受骗，损失巨大，到处借债企图翻本。年春的一个下雨天，老邢去郊区黄渡镇谈生意，说好住一夜次日返回市区，可是，这一去竟然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其尸体在镇畔吴淞江的一条支流被发现，已经没有脑袋了。黄渡那一带民风强悍，吴淞江两岸不乏“忙时做工种田，闲时夜出为匪”的角色，这种案件最难侦破，老邢死也就白死了。老邢死后大约一年，邢美兰把华忻坊的房子卖掉，不知搬迁到哪里去了。侦查员寻思，既然邢氏供职于电话公司，那就去该公司查一下。当时虽已解放，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仍是独立经营(该公司于年12月30日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外籍主管出面接待侦查员，听洪思愚说了来意，稍一沉思，说我记得这位邢小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个月的月末离开本公司了。说着，抄起电话命下属调出年的人事档案，果然，档案中有邢美兰亲笔所写的辞工报告，落款日期为年12月29日。侦查员提出查一下邢小姐的家庭住址，外籍主管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初招工时并未要求应聘者提供自己的住宅地址，只要求留下联系方式。邢美兰所留的联系方式是为其担保的南市“祥盛电气器材进口公司”，担保人是公司老板秦大命。侦查员随即去找“祥盛”秦老板，可是，原“祥盛”所在地已变成一家饭馆。向饭馆老板和一干邻里打听下来，得知“祥盛”早在抗战前两年就已关门打烊，秦老板去海外儿子那里养老了。那就只有另外设法寻访邢美兰的下落了。6月6日，专案组侦查员再次前往华忻坊，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和小贩等。折腾到中午，全部居民家家都跑到，弄堂口摆摊头以及穿街走巷的流动摊贩也都一一接触，谁都说不出邢美兰的娘家在哪里。往下该怎么访查呢?侦查员宋有谷说，我估摸这么一条弄堂里，二十年前的老住户总有搬走的，是否可以设法找这些人打听打听?众人认为这个建议值得一试，再次扎进弄堂走访居民。还别说，这二十年里搬离该弄堂的住户还真不少，竟有十七家之多。立刻分头前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一个多年前搬迁到爱多亚路(解放后易名延安东路)的笃信天主教的程姓老太告诉侦查员，记得钱先生(指钱祖谊)还在的时候的一个星期日，她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竟发现旁边那位小姐就是邢美兰!邢美兰平时一向对邻里冷若冰霜，但此刻在教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她也就客气地跟程老太打招呼。此后，两人在路上遇见，总是要互相点头致意。稍后，邢小姐的丈夫横死，邻居对她不戴孝的行径议论纷纷，只有程老太为她辩解，告诉邻居邢小姐是天主教徒，教会里对这种情况并没有严格的规定。程老太的这番陈述，使专案组弄清了两个问题，一是邢氏当时没戴孝的原因;二是邢是天主教徒，一度曾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这就好了，去教堂调查，那里估计留有教徒的联系地址。果然，董家渡教堂中有邢美兰的联系方式。这个女子已经改名“钟鸣琴”，居住于新成区江阴路，离开电话公司后，在教会小学当老师，至今单身。当晚，专案组传唤邢美兰，即如今的钟鸣琴。在这之前，专案组已向管段派出所了解过该女的政治历史面目:属于一般群众，并未发现她在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或者帮会。侦查员跟民警说起其亡夫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之事，对方大吃一惊，说这个情况派出所没有掌握。不过她倒是并未违反政策，因为没有规定过寻常群众必须把已故配偶的政治身份向警方登记。邢美兰跟侦查员见面时，显得很淡定。钱祖谊死亡距今已有二十年，而且她并不清楚钱当年在公共租界成都路主持的抓捕行动是何种性质，估计警备司令部那边也没人会向她透露。侦查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年5月19日她去“医院”跟赵宝昊见面之事。邢氏答称，赵宝昊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队员，她丈夫则是警备司令部派往侦缉大队的督察官。她听钱祖谊说过，他的使命是监督、指导侦缉大队的一应业务，必要时可以直接调遣侦缉大队所有成员执行任务。钱在5月18日出事后，她当即前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查看丈夫尸体，然后便去警备司令部要求对其夫之死给个说法，不料碰了壁。因此，她对丈夫的死因觉得蹊跷，转而想向执行使命的三人中唯一活着的赵宝昊打听——邢氏也认识赵宝昊，钱祖谊生前曾因家里水电维修之事请能工巧匠出身的赵宝昊帮忙，邢氏还下厨烧了几样菜肴招待。租界巡医院接触伤员，无奈之下，邢氏找了其所供职的电话公司的外籍高管求助，她知道该高管跟巡捕房关系不错，请他出面估计巡捕房会买面子。外籍高管听闻邢氏的遭遇，表示同情，答应帮忙，当场打了一个电话。邢氏就在旁边，听得很清楚，高管并未直接向巡捕房开口，而是托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口答应，让邢小姐19日上午去杜公馆取他写的条子。邢拿了杜签的条子再去巡捕房，果然通行无阻。邢美兰和赵宝昊谈了些什么呢?她告诉侦查员，她向赵宝昊询问案件发生时的一应情况，却被赵宝昊拒绝。赵说按照规定，他只能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执行公务的军法官或者经授权的其他警备司令部人员透露相关情况，否则要受到处分的。邢氏当然不死心，反复求告，赵宝昊不为所动。没办法，医院。侦查员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跟‘党调科’是否有关系?”邢美兰交代，她的母亲徐氏是浙江财阀徐新六的族亲，其父老邢当初就是倚借徐新六的关系发迹的;她去电话公司当接线员也是通过徐的关系介绍的。因此，“党调科”成立伊始，徐新六的近亲本家、也是该科的实际主持人徐恩曾就请邢美兰全家在“王宝和”吃过饭。席间，徐恩曾说他手头有个项目需要帮手，想请小姐姐以后方便时给予协助(徐恩曾出生于年，比邢美兰大四岁，此处以“小姐姐”相称是表示客气)。当时，别说邢美兰了，就是其父老邢也以为徐恩曾的身份是机电工程师(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以为是机电业务上的事，自是表示可以帮忙。没想到，大约过了两个月，徐恩曾指派一个汪姓男子持其亲笔便条前来跟邢美兰谈话。邢这才知道，原来徐恩曾已经改行做起了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上次在“王宝和”饭局上提及的所谓项目合作，其实就是让她利用在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便利条件，对“党调科”提供的电话号码进行窃听并作记录。那年，邢美兰是个二十八岁的寡妇，从未涉及过政治，尽管徐恩曾开出的津贴费比较诱人，但她不敢贸然应允，就跟父母商量。父母也是到这时方才知晓徐恩曾已经改行，他们认为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参与政治性活动，劝女儿拒绝。于是，邢美兰就回掉了那位汪先生。侦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钱祖谊是否跟你说起过他平时的工作情况?年5月18日他率赵宝昊等人去公共租界，事先是否曾跟你提起过?”邢美兰说她受父母的影响，不关心政治。而且在跟钱祖谊结婚前徐新六去她家(指娘家)表示祝贺时，曾关照过她结婚后不要过问钱的工作，钱干的是机密活儿，尽管是他的妻子、也是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邢美兰对丈夫的工作情况从来不打听。钱祖谊也是守口如瓶，向来不对她提及自己的工作。出事那天，钱祖谊跟平时一样上午七点多离家。这天邢美兰轮休在家，钱祖谊临走时跟她约定，今天不要做晚饭了，傍晚他下班回家后去外面吃馆子，然后去跳舞。邢美兰听后很开,从下午四点就开始等候丈夫回家了，可等来的竟是一个噩耗。专案组对上述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邢氏所交代的内容基本属实。尤其是她跟“党调科”的关系，传言并不可信。否则，她就不必拐弯向杜月笙求助，直接请徐恩曾打个电话就是了。之后，侦查员通过查阅接管的敌档，同时向上海解放后被捕的原“中统”特工调查，终于打听到了当初受徐恩曾派遣邀邢美兰为“党调科”效力的汪姓特务的下落。此人叫汪富相，其时已经年过六旬，抗战中期，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与国民党情报机构在上海滩大打特工战时因伤离开“中统”，回浦东老家开了一家经营小百货的小铺子。解放后，由于他有点儿文化，而且镇上无人知晓其以前曾效力“中统”的历史，又伪装积极要求进步，已被县工商联视为进步人士。如果不是这次“悬办”专案组把调查触角伸到他头上，没准儿是能逃过制裁的。6月9日，汪富相被捕，其交代证实了邢美兰拒绝为“党调科”效力的说法。由于汪富相跟专案组正在调查的案件没有关系，“悬办”将其移交市公安局处置。后来，该犯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至此，专案组终于确认，邢美兰与“马字三号”案件无涉。六目标显现
6月10日，专案组长洪思愚向“悬办”杨主任汇报情况时，杨主任说这毕竟是历史悬案，其间二十年又恰恰是战乱时期，人证、物证散佚湮没，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案情调查清楚。你们第四组是这样，其他几个专案组也是这样。因此，不要着急，尽量把工作做细，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干脆把目前掌握的案情全部摆出来，从头到尾细细理一理，找出之前没有留意到或尚未触及过的，没准儿可以有所突破。令案组侦查员于是聚拢起来，对案情重新进行梳理。这回他们换了个角度，站在敌方的立场上，以当时经办人员的思维来考虑应该怎样对赵宝昊进行审查，对能够想得到的审查环节一一进行分析——第一，经办人员(即阎望仕)接受使命后，安排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人化装潜人“医院”秘密监视赵宝昊，这个阶段，由于目标同时受巡捕房“陪护”探员的监控，应该是无法离开病房的，所以郭等三人要监视的是医院内部人员是否有接触。这个环节中，郭等人曾发现钱祖谊之妻邢美兰(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其身份)进了赵宝昊的病房，肯定会将此作为一个可疑迹象向阎望仕报告。但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闻报之后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布置。侦查员分析，很有可能阎已通过警备司令部在巡捕房的内线查医院的事由，认为这个情节与案件无关，不必